“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2015年10月2日，是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

 

    对公众来说，天津大学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天津大学的化工、建筑、管理、精密仪器、机械、土木等学科在全国都有着重要影响，天大毕业生以基本功扎实、为人朴实，作风踏实获得赞誉。随着岁月的流逝，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这个名字与普通百姓之间则渐行渐远。然而对教育界来说，说起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必然要提到北洋大学，因为它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摘自《天津大学章程》）。它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兴学强国的宗旨、崇“严”尚“实”的风格，更直接成为了中国大学精神的缘起。

 

    ■尚“实”

 

    “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每到广播的时间，天津大学的校园里总会飘荡起这首歌，从诞生以来，北洋人已经传唱了80年。校歌雄浑高雅，词曲作者都是当代音乐大师，一位是廖辅叔、一位是萧友梅。与同时代一些高校的校歌采用欧美曲子、请人填词不同，这首歌绝对是原创的。歌词如下：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这首校歌诞生于1935年建校40周年之际，传唱至今已经80年了。它把学校的办学理念、特色等都写了进去，特别是把北洋大学兴学强国的宗旨写了进去，言简意赅，曲调雄浑，至今已经成为学校的文化符号、融入师生校友血脉。

 

    北洋大学的诞生是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的。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水师惨败。《马关条约》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痛彻心扉。清光绪皇帝发出《强国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图自强而弭隐患”，面向朝野征求“自强”、“求治”之策。津海关道盛宣怀也考虑，为何在甲午一役中败得如此之惨烈？盛宣怀认为：“日本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因此，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即“兴学强国”的办学主张。

 

    盛宣怀不仅这么思考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做了。他积极筹划，准备筹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学堂。1895年9月19日，盛宣怀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上奏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表达了“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的迫切心情。其所拟章程中规定了学堂中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规定了学堂的办学层次是预科和本科，本科毕业后派出国留学深造；根据国家发展急需，设立了法律、土木、机械、矿业等学门，这些学科的设置，可以说完全属于“实科”；规定了管理模式为行政管理与教学、学术管理分权制；规定了教师和课程、教材均参照西方大学办理。这一份文稿实际上勾画了一副中国现代大学的蓝图。

 

    直隶总督王文韶对于盛宣怀的禀奏非常重视，并做了认真修改。他首先将学堂名称由“中西学堂”改为“西学学堂”，摒弃了当时流行的“中西学堂”称谓，而突出这一新式学堂的特点——西学，直接起名为“西学学堂”。虽一字之差，却突出了本质区别，即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特点，强调“可以西法为宗，则造就人才，尤当以学堂为急。”这一学堂的成立一改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之传统，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北洋大学的设置不仅名义是西学，而且在1895年创建时就规定了“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确实是开新风之举措。从课程设置上，也可以看出来这所大学已经是一所现代大学了。比如头等学堂所设课程可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几何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例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除修满课程外，要求写作策论，也就是毕业论文。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培养师资。在其早期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评”）上，可以看到法学本科毕业生要学的主要基础课：英文、几何、八线学（大约相当于立体几何）、化学、格致学（物理）、地理、天文学、富国策……北洋大学在初创时期，实已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科，是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北洋大学的创建是学校务实之举，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处处务实，不论大小，件件抓实。北洋大学创立之初，美国人丁家立被聘为学堂总教习，负责学堂的事务管理。他主管学堂长达11年，在学堂的建设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掌校期间，对遇到的各种事物都谋求实际解决之道。当时学生们常常有“夜聊”，结果影响了第二天的听课效果。任课教师多次批评无效。丁家立知晓后，在一个冬夜，突然进入学生宿舍查夜。夜谈的学生们听到声音后，连忙熄灯上床装睡。孰料，丁家立挨个床去摸学生的脚丫，发现凉热不均。热的自然是上床早睡者，凉的则是夜谈迟睡者。丁家立依此查出夜谈学生，并加以严厉训诫。从此之后，宿舍内鲜有夜谈之人。

 

    北洋大学的创建带有“实”的基因，那么其所培养的学生，则明显传承了这个基因，并且带入了各项工作中。他们在各个岗位上重实际、谋实招、出实效，踏踏实实地为国家民族作着自己的努力。

 

    滔滔的钱塘江，因为大潮吸引着无数的人们去观赏，但在钱塘江大桥建立之前，这条大江则是一道“天堑”，阻碍着两岸百姓的交流，是钱塘江桥的开通，“天堑变通途”，而其设计者茅以升很多人都知道是桥梁专家，不知道他是北洋的教师、校长，而提出并主持修建这一大桥的人很多人也不熟悉，他就是时任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的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生曾养甫。

 

    曾养甫，1923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功课之余，他认真研读孙中山所著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坚信科技知识与精神为物质建设的先决条件。自1931年12月出任浙江省建设厅长后，曾养甫便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计划以发展交通为重点，决意在钱塘江上建桥。要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最为现实的难题就是资金。据专家估计，在当时，建桥经费起码要500万银元。这笔钱对于长期内战、财政窘迫的南京政府来说，已堪称一笔大支出，由浙江一省来承担，就更难了。但曾养甫没有退却，毅然地担起了筹款的重任。凭借锲而不舍的精神，经多方奔走呼告，工程建设款项悉数筹集齐备。

 

    筹款有了着落，曾养甫即着手物色人才。经多方了解和慎重考虑，决定聘请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系、曾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茅以升博士来担任桥梁设计和建设主持人。

 

    茅以升，1927-1930年任北洋大学教授、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收到曾养甫的聘请，茅以升欣然应允。

 

    钱塘江大桥作为我国东南的交通枢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造桥开始时，遇到种种困难，步履维艰，曾养甫请茅以升去南京，对茅以升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桥造不成，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在你后头跳！”茅以升听了，一言不发，匆匆赶回杭州落实造桥计划。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创造了沉箱法等施工措施，终于，使建桥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崇“严”

 

    对于北洋大学的学生，除了实之外，还有对母校更加难以忘怀的印象，就是“严”。这个“严”是由于成立之初兴学强国责任的担当，也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

 

    在北洋大学堂筹备时，盛宣怀就拟订了严格的治校章程——《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并严格执行。首任总教习丁家立在校11年，“期内办事认真，治学严格，有实干精神”。接替丁家立的教务提调王邵廉，更是主张“无论治何事，作何业，均须首重实际，事之利于众者为之，否则断不屑为，不贪名，不鹜远”。王氏掌校期间，“治校严明，校章所定，贯彻始终，不惟学生敬畏如神明，外籍教授莫不心悦诚服，不稍迟误，北洋功课愈以森严闻世，望门墙者愈多，良风所播，直迄今兹”。

 

    北洋大学的严首先是对教师要求很严，从选聘上严格把关，都是中外硕学鸿儒，在日常教学管理上亦是如此。历任掌校人首先如此，比如王邵廉担任教务提调时经常随堂听课，下课后及时指出教师讲课的不足之处；赵天麟、李书田亲自上讲台为学生授课；刘仙洲、张国藩不仅亲自授课，还亲手为学生编写教材。据回忆，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校长们以身作则、严谨治学，为教师做出了榜样，教师们不敢松懈。他们不仅讲课认真，而且带领学生生产实习一丝不苟，无论是野外勘测、矿井采掘，还是金工实习，教师都身先士卒给以示范。历届毕业生每每提及教师的严格教风，总是赞叹不已。著名机械专家潘承孝说：“教师督促严、考试严、升留级严、学生也以做一个北洋大学学生而自豪。”北洋校友、原水利部副部长、著名水利学家张含英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正因为严格，基本学科的基础才打得比较牢固。” 

 

    据台湾王玉林校友回忆，一位化学教授是一个青年博士，对考卷评分极为精确，每次考试之后，就将已经评分的试卷放在他住宅的走廊上，任由学生自行查核。有学生在查核中认为一道题自己的答案并无错误，竟然获得了零分，与其他同学详细分析，认为不应该如此扣分，便与几个同学相约当面与这位老师“理论”。老师告知，此处应该填写“or”，你写了“and”，因此判零分。该生辩解：中文中“或”和“与”多可通用，即使考英文的文法，“or”写成“and”，也不过少给几分，无论如何不至于给了零分。老师说，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这种材料“或者”那种材料，但这两种材料绝对不能同时（and）使用。化学实验中，这一个错误可能导致莫大的灾害。这个同学明白了道理之后，虽然心痛只得了零分，但也更加明白严谨的重要，更加钦佩老师见解的精密。严谨治学、以身作则的教风，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

 

    不仅在日常的教学中严格要求，北洋大学更严格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对整个的课程体系做了严谨严格的确定，课业十分繁重。北洋大学教授曹诚克在《国内矿冶工程教育现状下几个问题》中，列举了北洋大学与其他工科院校所开课程、学时的数据，比较后说“北洋功课之重，考试之严，青年求学者之视北洋为畏途，不自今日始，而于今为烈。……人家俱称北洋学生为牛，言其终日受鞭策，只知工作，全无休息之谓。”据北洋大学老校友魏寿昆院士回忆：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十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孙越崎回忆说：“1916年，我考入北洋大学预科，1918年升入本科采矿十班学习……北洋一向以严格要求著称，两门功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一个班三四十学生，到毕业时往往只剩下十余人。”由于课业十分繁重，很多学生不是吃药治病就是滋补以维学业，读书时书桌上几乎都有一个药罐。北洋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使学生都能自觉自重，研读精勤，一经入校就用功，不能有任何松懈，这种孜孜好学，逐步形成北洋特有的风气。即使抗战期间，学校西迁入陕，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北洋严谨治学、笃实勤奋的学风丝毫未减。

 

    因为北洋大学从开始就严格要求，办学质量高，其毕业生享受免试进入欧美大学读研究生的待遇。1918年北洋大学学生在全国同时举行的三种重要考试中“连中三元”，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年的法科丁班学生毕业时，该班3名学生分别考取了3个第一名：一是外交官考试第一名徐谟，二是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名励平，三是清华留学生考试第一名康时敏。北洋享誉海内外。

 

    北洋大学学生培养质量之高，已经影响到了学校各个方面。学生外语学习风气甚浓，甚至有学生在食堂就餐之时，言谈中都是英文。食堂大师傅原是津门土著，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但天长日久，耳濡目染，也经常借上菜时机讨教几句，居然也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洋文”。有新来之外国教习慕名中国菜之鲜美，跑到食堂想画图对大师傅说明他欲食何菜。谁料貌不惊人的大师傅张口就是一串英文，将其平生最擅长之菜肴娓娓道来。该教习自恃才高，对我中华之人原本有些轻视，经过此节后，谦逊异常，常对其本国友人说此校学生必有大才干，不论其他，就是校内仆役都能操流利英文，令人惊骇。

 

    ■“严”“实”背后的家国情怀

 

    时代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北洋大学经院系调整，定名为天津大学。院系调整中，学校实力最强的冶金、矿冶等14个优质学科被调整到各地，哺育了蹒跚起步的新中国高等教育。北洋大学尚“实”、崇“严”的价值理念也传播到了各地，融入了今日学子的血脉。

 

    从北洋到天大，这“严”与“实”一以贯之，那么其背后是什么？为什么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严”到了这样的程度？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并不奇怪。因为这背后，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承千年的“家国情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宏愿，而在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办学的思想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话语。

 

    1933年，当日本不断入侵的消息传来之后，北洋大学比以往更早开学了。校长李书田在开学典礼上这么说到：“何则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大学之责任愈大，国家危亡之挽救，中华民族之复兴，罔不依大学师生之如何振奋而定其运命。尤其以应用科学为国家富强枢纽之现代我工程学院所负之使命愈大，则我国历史最悠久之北洋工学院所负之使命更非新设之工学院所可同日语。”

 

    这些话，不仅传承着北洋大学“兴学强国”的办学宗旨，更是古人家国情怀在当时的一种体现。

 

    李书田又说：“校舍之堂皇，设备之宏丽，院系之遍设，学生之众多，决未足尽大学使命之万一。”那么大学，特别是北洋大学应该做什么呢？“自我以实事求是为精神之北洋师生，观之国家民族所依于大学及大学之应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在乎综合前贤之思想学术而传之现代青年，养成现代青年独立研究学术之能力，阐明思想学术而致之用以福利人群，并就现代人群所需要者，利用天然物而发明新方法以满足之。是故应以大学为中心，第一向国家人群供给思想、学术、新发明、新创造，藉大学之刊物如本院之周刊、季刊及专著等输之四海之内，以备国家人群之用，而增进人类之福利；第二，造就具有思想富有学术，能发明、能创造、能领袖群伦之人才，负设计人群团体间一切职务以跻于治平。”

 

    因为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在钱塘江前，曾养甫、茅以升等才挺身而出。至今，钱塘江大桥依然屹立，一直造福着人们。

 

    日寇侵华，天津沦陷，原北洋大学优秀毕业生、北洋大学校长，时任天津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字君达）心怀国恨家仇，公然抵制日本推行的奴化教育，拒不使用日本人规定的课本，保护被迫害的南开中学进步学生，逢节假日及学校周会活动时，学校内依然悬挂中国国旗、学生齐唱国歌。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1938年6月27日，赵天麟被特务暗杀于成都道73号门前上班途中。

 

    “严”与“实”背后的家国情怀，不仅支持着他们挺起民族的脊梁，造福百姓，更支持着这些北洋学子坚持真理、探索真理。北洋大学优秀学生马寅初，很多人不知道他本科就读的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后来因为人口问题而遭到错误批判，有人劝说他认个错，做一个检讨“过关”，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他坚信自己是为国家民族而发声，是为科学而发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改革开放后，科学发展的春天到来。天津大学的师生依旧用这样的家国情怀思考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该向何处去。

 

    1983年5月，在我国首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同南京大学匡亚明、浙江大学刘丹、大连理工屈伯川四位教育家，审时度势，并由李曙森执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议》，得到邓小平批示，不久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就是后来“211工程”、“985工程”的发源。重点建设高等学校的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绍熙院士是内燃机燃烧学的泰斗，曾任天津大学校长。他要求不仅实，更是要严。白天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他就早起做研究，学生6点起床到实验室，发现他的实验室灯光已经亮了。一位学生做论文时，把曾经给予帮助的同学名字也署名到作者之列，史绍熙看到后，大为恼火，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学生，告诫他：“不要小看这个事，这是学风问题。”2000年9月，史绍熙临终前，手里拿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是尚未修改完的学生论文。

 

    面对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天津大学另一位校长吴咏诗不仅在思考天大的发展，更思考着整个中国高校的发展，1986年，他即提出大学要朝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目标前进的思路，这三个词语后面，后来又加上了“国际化”。这一思想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被全国多所高校采用，作为奋斗目标。 

 

    今天的天大学子们，依旧高唱着“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校歌，依旧秉承着100年前就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校训。他们的尚“实”崇“严”，令天大校友和其他高校的师生都深感亲切和亲近，因为这种“实”和“严”已融入整个中国的大学精神中。

 

    （作者为天津大学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