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往事的独白

    主人公灵魂世界的忏悔录

    1999 年 7 月，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双规”，“慕马案件”拉开序幕。随着案件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官员被卷入，更多的事件纷纷浮出水面。王晓方，这个仅跟了马向东两年的秘书，在这个时段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日子：常常被纪委叫去问话，接着是反贪局、检察院，一次次地询问，一次次地回忆两年中有关于马向东的事件，有关部门的问话，他总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但是心情沉重、压力满腹，在致命漩涡边徘徊着，看不清之后还要发生什么。随着马向东的落马，自己的官场生涯是否也要宣告结束，熟人一个个都不来往，周围的朋友唯恐避之而不及。从众人的眼中，王晓方读出了冷漠和现实，他一个人只能选择呆在家里，尽管还是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但马向东案件尚未完结，结果只能默默地等待。

    更让王晓方难过的是，自己的命运无常使家人也受到了牵连，女儿的中队长“职务”没了，妻子的处长级别也泡汤了，家人的被牵连超出王晓方的想象。他不断考量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与如何面对家庭，最后，他选择结束自己十年官场生涯，开始一段新的未知人生。在《市长秘书》中，他这样表达当时的情绪：

    市长政府办公室里的人大多惋惜地说，雷默这小子真傻，怎么就辞职了呢？！也有幸灾乐祸的，说，我看他就不是好得瑟。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雷默就是辞职了。这就是我的性格。宝刀不锋，宁愿折断。这些年在官场混得太委屈了，哈腰成了习惯便驼了背。用性格的一面压抑另一面，阴气太盛，直到张国昌死也没有让他看看我的阳刚之气。还是在案发前，我私下戳穿他在澳门豪赌之后，他才发现身边跟随多年的这个秘书不是天生驼背而是哈着腰的，冷不丁儿地他可以把腰直起来。可惜我的腰还是直得太晚了，否则张国昌也不至于一命呜呼。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有阴的一面，就有显的一面；有静的一面，就有躁的一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就有性情暴如火的一面；有功利的一面，就有淡泊的一面。我辞职以后迷惘了，用性格的哪一面也找不到自己，周围的静造成了内心的躁，世态越来越炎凉，功利的一面蠢蠢欲动。人一旦恢复了本真就成了怪物。

    在人生失衡之时，王晓方拾起了早年的乐趣——写作。每天都坚持写，长短不一，他需要释放和发泄。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多年来的卑躬屈膝，随着马向东的倒台，一切都付诸东流了。当“慕马大案”告一段落，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王晓方对于官场的反思也创作了 20 多万字。下定决心走上官场小说创作的道路，王晓方说：“人到中年正是事业开始收获的季节，而我却要在迷茫中从零开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从事文学，王晓方只是一个新兵，没有丝毫名气，没有写长篇的小说的经验，有的只是对官场深刻的洞察和对生命无常的体验，反思人性的真实和致命漩涡中自我救赎。《市长秘书》是王晓方官场小说中最为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这本书揭示了主人公雷默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煞费苦心成了市长秘书，然而官场之波谲云诡，权力斗争之惊心动魄，使雷默无时不经受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在经过炼狱般的洗礼之后，雷默不断地反思人生、反思生命，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理解。“‘慕马大案’后，对我有两种议论：一是能常在河边走而不湿鞋，是个好干部；二是常在河边走竟然能不湿鞋，未免太诡道了。我觉得这里有个是非判断问题。难道不跟着腐败还有罪吗？假如不发生‘慕马大案’，我当然不会辞职，但我也不会再当秘书。因为‘慕马大案’发生前，我已经决定辞掉秘书职务了。”

    王晓方的作品呈现出官场文学的独特视角。作品的开篇，市长秘书雷默在目睹了服务多年的常务副市长张国昌被执行死刑后，心灵经受了炼狱般的苦难，当雷默把良心放在生命的天秤上时，所有苟且偷生的人都失去了生命的重量。他发现，自己在混迹多年的官场中迷失了自身的价值。

    《市长秘书》取得成功，在于作者有着特殊的工作背景。他有近十年的秘书生涯，伴随在领导身边更为细致的观察官场生态，所以对官场的生态比较熟悉使得他对官场的描写得心应手。而且，小说中描述了官场中的特别阶层：秘书。“秘书”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秘书往往是能够成为某一个权力体系中最为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从而使秘书的这种桥梁又常带有隐蔽性。作者还用心灵救赎式的方式诠释小说：在经历了官场变迁后的总结与自我救赎，回忆在十年里的官场生涯，在“慕马大案”后开始反思人生，开始弃官从文。官场十年，他最多的历练就是为领导写各种各样的应用式文章，“服务的领导主管什么，就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所以在作者的官场小说中为何能突显出真实的官场生态就可以理解了，针对于“慕马大案”和“市长秘书”中的人物事件都可以找到相识的地方，这也是王晓方官场小说 “热销”的原因之一，读者对于在《市长秘书》中构建的人物都在“慕马大案”中寻找原型，希望了解到在案件中为人不知的内容。王晓方说过：“领导秘书是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的工作、生活都不太为人所知，是一种独特的小说素材。我虽然当过市长秘书，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熟悉，然而当我真正拿起笔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心灵却经历了一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过程。苦难总是让人思考更多的东西，而与心灵对话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作，我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写这部长篇的。”王晓方是在一边反思自己的官场生涯、一边进行官场小说创作的，小说中的秘书形象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其原因是因为作者在进行一种生命写作，将真实事件与官场经历糅合在自己的官场小说中，从而呈现出更为立体、真实的官场小说。

    透视变迁中的官场生态

    在当代文坛，“官场小说”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一个受人关注的领域，官场小说也成为出版社倾心的畅销作品，并被不断地翻拍成影视剧，掀起一股“官场小说”的流行热潮。这说明“官场小说”已构成了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成为一种被质疑的对象。这种对于文学创作方向的转型并不仅仅具有开拓文学创作视野、深化创作领域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将单纯的文学叙事上升到文化研究的高度，从而有必要在文化研究范畴内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和精神气质上的趋向。

    有论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部分官员经不起金钱与美色的诱惑，走上了钱权交易的歧路，官场日越复杂化。伴随着‘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官场小说’也逐渐走向兴盛。”官场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外在社会环境对官场的腐蚀，如官商勾结、情色交易、潜规则等。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职务敛取钱财，而同时一些私营企业家和暴发户也利用他们手中的金钱来收买政府官员，寻找保护伞。这种权钱交易，各取所需，满足双方对于利益的追求，而正是在这种博弈中使得官员们对于“权力”产生了更大的诉求。王晓方习惯于将人物在官场中的角逐异化，认为官员成为权力和金钱附属品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在《驻京办主任》中，丁能通对和珅感兴趣不是因为和珅“贪”，而是因为在和珅身上集中了官本位制度中所有为官的元素：“自由清贫、发奋苦读、幸识君王、连升三级、待君如父、位极人臣、左右逢源、精明干练、阴险狡诈、贪得无厌……丁能通的身世与和珅太相似，也是从小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于是发愤苦读，大学毕业以后考入东洲市政府，幸得市长肖鸿林的赏识成为市长秘书，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者总是把人物的内心世界隐藏到行为里，在行为中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同时透析官场生态中的变迁。

    王晓方在小说中以“秘书形象”透析官场变迁的众生态，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在“秘书形象”中提炼出一种“秘书性格”，以“秘书性格”来诠释秘书与领导、秘书与各级官员、秘书与社会权势之间的关系。“秘书性格”可表现为秘书都是“官场通”，是通往领导阶层的必经之路，秘书对于官场的规则了若指掌，并且能够运用得十分娴熟，操作得不动声色，秘书是领导的“内当家”，同时这类官员也把秘书视为“家里人”，任何事情都不隐瞒他们。秘书本身就与官员有一种从属关系，在通过日常工作对官员服务，从而走进官员的内心世界，了解官员的习惯、家庭、性格，分析出一套有针对性的处事原则，并忠心耿耿地为官员做事，无论事情是否合理，都将事情圆满完成。伴随在领导身边的秘书，更是需要一双智慧的双眼，在变迁的官场之中需要懂得如何不被“权力”和“金钱”完全腐蚀，需要懂得如何理解领导的意图和需求，需要懂得如何去处理领导与其他官员之间的关系，来提升自身的官场地位和官场人气，在官场变迁中处于不败之地。用过对这种性格的分析和批判，解读人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求与追逐。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