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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4年10月01日 星期三

    梁晓声:淡定来自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宋庄 《 博览群书 》( 2014年10月01日)

        “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吾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在新书《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中,梁晓声理性审视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他说,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五花八门的规则。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郁闷。

        郁闷缘于什么?民间和网上流行的“羡慕嫉妒恨”缘于什么?在梁晓声看来,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如何深入认知当下,以便能够切实地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梁晓声解读中国现实中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各个热点,提出应对现实问题的一种思路。龙应台说:“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走上文坛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成温泉寨村。上溯18代乃至28代38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梁晓声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谈到父母,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

        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解放前农民称为“识文断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亲与父亲不大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父亲是将“过日子”的每一样大大小小的东西都看得很贵重的。母亲的教育方式堪称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梁晓声说,自己当年插队到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下乡前读过很多书,梁晓声的为人处世很快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很受大家的尊重。某日,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陈老师在兵团《战士报》上看到了知青梁晓声的作品,千里迢迢到黑河来找梁晓声。

        梁晓声的命运从此改变。

        1977年梁晓声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至80年代,他的写作呈现“井喷式”状态,1984年甚至被称为“梁晓声年”。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今夜有暴风雪》、长篇《雪城》,陆续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引起巨大反响。到了90年代,梁晓声另一部知青题材代表作《年轮》,掀起又一轮热潮。

        在写作上,对梁晓声影响比较大的是苏俄文学,他的作品里有反译体,可能就是因为阅读较多苏俄作品的缘故。他的小说里经常有一种忧虑,他将这种忧虑也归结为“俄罗斯文学的一种感觉”。

        平民立场

        在创作了大量的知青题材的小说之后,梁晓声的目光转向平民生活。“中国老百姓身上虽然有很多负面的、传统的、消极的文化背景存在,但是也有很多好的方面——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另外,中国老百姓之间还是有一种善的关系存在的。”

        现代文化的变异和现实社会的压力,常常使梁晓声感到忧虑。他坦率地说:“正直、同情、无私、社会公益心、助人为乐,经常处于被践踏、被嘲笑、被解构的时代。面临这样的一种文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受到惩罚。

        他曾在自己的很多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从《龙年1988》《九三断想》到《凝视九七》,从1988年到1997年的十年时间,梁晓声不断提出将来谁还愿意当农民的问题。到1997年,不吐不快的感觉推动他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997年,贫富阶层的差距已经拉开了,当时人们总会以为,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想倒退,想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不是有意攻击的话,显然就是无视社会现实。所谓贫富差距,首先不是说富人有多富的问题,因为富人多了,对国家没什么不好。而是穷人有多穷的问题,我们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有多么多的问题。”然而,也有评论表示,梁晓声的价值观是简单的二元化,人为划出了富裕者和贫民的对立界限,仿佛道德与财富不可兼得,只有“贫贱者”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拥有指责“富裕者”的话语权。

        梁晓声以反腐小说《欲说》表达自己的心理压力。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但他对前景充满信心:“我觉得好的人生是,至少要对于他所生活的国家了解得多一点,这是一种幸运。”

        寻找“中国感觉”

        90年代后期至今,梁晓声的写作风格开始有些转变。在长篇小说《恐惧》《泯灭》之后,他描写现代都市的《伊人,伊人》,进一步显示了风格转变。他不像过去那样口无遮拦了。他说:“在3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观点肯定是对的,我反对的观点肯定是错的,没有周旋余地,我现在不会这样看问题……梁漱溟在晚年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轻易怀疑别人对事物的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也不要轻易相信自己对事物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像他这样的文化大家都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情怀,我们又怎么能轻易地武断地判断事物呢?”尤其是对文化领域,梁晓声表示,文化只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不需要用一个特别激烈的态度去谈,即便是对文化、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大家也是平等的,完全没有必要生气。

        现在的梁晓声,相对比较平和,如果说过去的写作他常用惊叹号来表达自己强烈的心情,那么现在他更多地用省略号,以表示自己论述的问题还不够完整和全面,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我们这个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提高很大,但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既有新的社会矛盾又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从人们心理层面来看,其实是浮躁的,但国家要继续发展,所以我会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写作,我笔下的文字有利于稳定还是不利?怎样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时保持稳定的可持续性而不是掩盖矛盾,这个尺度在哪里?怎样既揭露又批判又对稳定来说是正面的?如果我看到了阴暗就写光明看到腐败就写廉正看到浮躁就写理性,那会不会导致文化和文学本身的虚假?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事情。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仍是一件举步维艰的事情。”梁晓声说,自己想像中的文学,还是应该包容个体面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感觉”。

        淡定从何处来?

        在思想随笔精华集《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中,梁晓声将他的人生阅历和丰厚的学养浸润成文字,为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一种认知当下的方法。他所谓的淡定的人生其实是让我们用清醒的态度是看待这个社会和现实。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之人。”但是梁晓声也发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可以认为那是幽默。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的表达立场更高明。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么好。”梁晓声如此直陈中国社会生存现状:

        生活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每一个普通人最好都夹起尾巴做人。管别人的人,不要总习惯于对别人像牧人对待羊群中的一只羊一样;被管的人,遇到了太过认真的人,应像车遇到了拦路石一样,明智地绕行。即使忍气吞声,该忍则忍,该吞则吞吧!……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他像个外科医生一样,拿着手术刀冷静客观地解剖,却并非单纯地质问我们:面对多媒体时代各种嘈杂的声音,你为何如此不淡定?而是回答我们,如何培养对现实的认知力,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用一种人生智慧淡定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还告诉我们如何掌控丰富的社会经验,培育一种圆熟的社会观,培养社会现实的认知能力。如此看来,这本书也可视作是一部聚焦中国社会焦点的励志书。

        讲堂上的中文系教授

        自2002年1月起,梁晓声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做中文教师。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梁晓声,和其他老师并无两样,他的备课,甚至比一般人更用功。因为在他看来,有没有准备学生一听就听得出来。所以,但凡有课,他一定会在前一天拿出时间来认真备课,不允许任何事情干扰,也许正因为此,梁晓声被评为全国的“师德标兵”。“你不可以在学生面前自认为是个特殊老师,学生也不管你特殊不特殊。他们就是要听你的课。”虽然自己不认为特殊,但是知名作家梁晓声,对语言文化大学爱好文学的学生来说,显然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经常会有学生把习作交给梁晓声指导,这也使梁晓声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当下学生的文学素养。“有的学生不太爱写作,考到大学只不过要拿文凭的学生不为少数;有的一旦爱上写作,会带给你惊喜,他们的语言感觉刷新了汉语言的表达力,对汉语言表意的灵活性、生动性超过以往。”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教师无非“传道、授业、解惑”。在这些基本的职业准则之外,作家梁晓声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担任老师的身份,有些像推销员。他总要花很长的时间实施教育的诗性原则,告诉学生们大学中文学习的意义。他要求自己教授的每一届学生,首先清楚学习中文的意义,中文的基本能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对迈出校门后的职业选择和终生有什么好处。“非常像推销,”梁晓声说,“但我是必讲的,这些都搞不清楚,在中文系不是浪费时间吗?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劲。”接下来,他会花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什么?在评论还是在创作,根据他们不同的兴趣朝着不同方向引导同学。

        为什么这么殚精竭虑又任劳任怨地做这些细致的工作,而不像一般老师把自己熟悉的专业教授给学生?“现在的语文教育和从前太不一样了。”梁晓声如此解释道,过去凡是报中文专业的学生一定是因为喜欢中文,而且那时80年代的大学中文系是文化才子们集中的专业,一所大学里没有中文系一定很寂寞,因为才子们在学校里起到活跃细胞的作用。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学生在高一就分班,好多女生认为理科竞争不过男生,纯粹从理性的高考便利上选择文科,或者是因为对外汉语、小语种等热门专业在招生时有诱人的口号,考虑就业有比较好的选择。而男生考入中文系和女生又不一样,相对而言,男生的选择更纯粹一些。

        面对这样的中文系学生,梁晓声首先和学生沟通,了解他们个人的职业意愿,了解他们的个人能力。“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底线就是评论。我强调学生的能力,因为能力决定毕业后的职业。在目前的环境下,学生求职压力大,如果教中文四年来只教会学生欣赏作品,同学不用这么过五关斩六将考入大学。”他希望学生聪明起来,使他们脱离书本。“我更多的是从讲常识开始。梁文道为什么写《常识》?我们这个时代都忽略了常识。”梁晓声说,比如我们可以讨论“同情”和“悲悯”。文艺作品中那些有个性的人,会说惯常的台词:“我不需要同情。”这样的台词好吗?他说,这社会太需要同情了。悲悯是高高在上的,同情是人文词,悲悯是宗教词。这就是常识。他说:“我不能说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至少提供了学生也可以这样认识。”

        梁晓声有一个白色的布书包,里面常常装着学生的论文或写的作品。教学十年,梁晓声几乎没有再写小说。有时候他会想,这十年,少写了多少作品。可是,有一次他了解到,一份《中国老年杂志》出了400期,总字数是1400万字。他的心里有了一点欣慰:从1983年开始写,他写了不止1400万字。若加上教学的讲稿,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他既不按照别人的教材讲,也不自己准备重复的教材。而他每一堂课的讲稿,都要有七八页纸。“如果我有教材的话会省事,年复一年按教材讲,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的每一堂课都是自己结合上一堂课针对不同的学生想的新内容。”

        梁晓声说,他在下乡之前就当过实习老师。六六届初三毕业后,六七届入校了时缺少老师,梁晓声经过资格审核,留校担任辅导员。他坦率地说,当时愿意当辅导员,其实有私心,希望“文革”之后留下。那时上课跟现在不同,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革”。他给他们讲主席诗词,带着学生们走很远的路去看大字报,当时是大雪天,看完大字报再把学生一个个送回家,回到家里已经深夜12点;下乡时,他还当过小学老师;而下乡之前他的志愿是哈尔滨师范学校。当老师是少年时期的梦想,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圆了他少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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