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八世纪唐诗史

    唐诗向来为研究之热点，同时亦为研究之难点。因为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名著宏论触目皆是，几使后人无有容喙之地。吴光兴先生的《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的“沈宋的世纪”（705—8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版，以下简称“吴著”）一书却在视角、方法和史料上都有不凡创获，整体性地推进了当下的唐诗研究。

    “沈宋的世纪”的崭新视角

    唐诗发展的解释模式有多种，但明代高棅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多年以来，尽管有不少论著对“四唐”说提出了挑战，如蒋寅先生的《大历诗风》就在盛唐与中唐之间拈出一个大历时期，并揭示了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及作为由盛转中的转折点在唐诗史上的特殊意义；但大多数论著，仍只是在“四唐”说的牢笼下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吴著却采用“沈宋的世纪”这一崭新说法，转换了研究视角，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突破性的解释模式。

    具体而言，吴著认为公元705年至公元805年的唐诗史，其典范以及对整个唐诗发展起到枢纽作用的人物并非人们习惯认为的李白和杜甫，而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沈宋代表的以律诗规范为主导的创作，成为此期广大诗人效法的对象，而李杜的成就尚未在此期得到高度推崇，这一文学史百年，是唐人心目中“沈宋的世纪”。开元、天宝、大历、贞元诗风薪火相传，作为后来“崛起的典型”，大历、贞元时代逐渐兴起的“尊崇李杜”的文学新思潮则扮演着“八世纪诗风”的“终结者”角色。“沈宋”、“李杜”的典范交接，亦成为唐中期、后期文学演变的历史性枢纽。

    此一叙述视角，重新梳理了唐人的文学史观，是对经典化“四唐说”的釜底抽薪。如经典化程度最严重的所谓“盛唐诗”，在吴著之中则被“溶解”进胸怀更为宽广的“开元、天宝诗风”之中，开天诗风具有的三个历史环节、先后相续的三大群体“盛唐先驱者”“开元鼎盛一代”“天宝诗人”。三大群体，这是吴著新揭发的唐诗史面目。当时位居领袖位置者，偏于左翼复古方面，有“李邕—王昌龄—岑参”一脉。开天诗坛的左翼，与《文选》关系大，而王昌龄实具无冕之王的崇高地位。后人眼中所谓“盛唐”与“李杜”，主要提取自开天诗风的左翼方面，李白是当时诗坛独具一格的探索者，“长句”（歌行）成就与风格一时著名；而杜甫活跃在开天至大历前期，实质上是古今兼容并包的唐诗集大成者，生前多数时候在文坛上比较边缘。大历诗风也具有多元性，不能一味从“才子”诗人群体引领今体诗风方面立论。至于贞元诗坛、诗风的“层级关系”，吴著则运用与大历诗风（卢纶、李益）、与天宝诗风（江东诗人）、与元和诗风（“跨世纪一代”）联系的三个观察角度，论述其立体、复杂、新陈代谢的诗坛面貌。

    与诗史的三大段落相关联，以“古文运动”为归宿的另一拨左翼的、稍微激进的文学复古思潮，也穿插并贯串在全书的论述当中。并尊“李杜”的文学倡导，与这一思潮关系更为密切。抓住总体上的古今对垒、左右竞争，以及历史赋予今体律诗规范的主导地位，既有利于认识唐诗史“沈宋的世纪”的真相，也有利于把握南北朝隋唐以降文学史的基本局面。三百年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的枢纽地位，“八世纪诗风”及其之前，建构“沈宋的世纪”；“八世纪诗风”及其之后，挑战、革新“沈宋的世纪”。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这些叙述框架，均对“四唐说”之下因袭千年的文学史常识具有挑战意义。

    “知识考古学”与“分析文学史学”结合的研究方法

    吴著在导言中有一段话，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做了言简意赅的总结：

    笔者研寻唐诗史的思路由此遂往作为唐代文学的典范，李白、杜甫二位齐名并尊为“李杜”，其崛起的具体时间点及其背景的方向延伸；同时，也更加重视并观察律诗之创制（沈宋齐名代表的文学事业）对于唐诗史（尤其是开元、大历诗史）的特殊意义。按这两条线索所作的探索，合成起来，从积极的方面看，终于将沉埋在文学史重重论述的瓦砾、废墟与泥层之下已达千年之久的一个“真实的文学时代”重新“挖掘”了出来，这可以称为“文学史考古”吧。

    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吴著受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因为在福柯看来，我们今天被普遍接受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很可能是被后来历史掩饰过或建构过的，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实大有疑问。因此必须对我们现有的知识做层层的追寻和挖掘，弄清其被建构的过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吴著完全以“同情地理解”的姿态进入唐代文学史的研究与论述，将历史上唐诗成就的创造者群体完全当作“文学史主人”，倾听他们的心声，从唐人代表性论述如独孤及《皇甫冉集序》、李观《与右司赵员外书》、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等，抽绎唐人对唐代文学史的共识，得出了“沈宋的世纪”这一较有说服力的文学史论断。

    当然，吴著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并非全盘接受，因为“知识考古学”认为我们习惯接受的知识，不过是“权力”和“话语”相互纠缠而建构的一个知识“秩序”，不存在一个稳定的真实，这样就容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吴著则志在“复原”唐人的文学世界，对追寻唐代文学史真相充满了信心，他在知识考古学的基础上，又综合运用“分析文学史学”和传统经史考据学等方法。“分析文学史学”强化文学观念、历史传统的地位，将历史的发展置于有限的历史条件之下，是一种总体的、综合的历史观；而传统经史考据学则崇尚无征不信，用材料说话。吴著从疏证唐人的若干论述所呈现的文学史观出发，发现唐人论文，传统观念、文体（体类）意识很强，典范选择、风尚流行，大多可溯源于文学观念、文学传统。从而论定律诗诗风流行时代唐人的文学观念重视文学体类、客体意味浓厚、偏向文学的形式主义，形态上是一种保守的文学实在论而非本体论。这就建构了一种适用于唐诗史的“分析文学史学”的文学史理论。吴著将散见典籍的零星的唐人论述汇总起来，参验传世、佚存的“唐人选唐诗”与可稽的尽量多的唐人诗歌文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大限度展现唐代文学的评价语境、体会到唐人固有的文学观念。这种在实证基础上，深入到论述对象相关的各历史侧面去观照问题的方法无疑值得肯定和赞扬。

    史料发掘的广泛性与细致性

    无论是知识考古学，还是分析文学史学和传统经史考据学，都非常重视史料发掘的广泛性和研读史料的细致性。吴著对于史料的发掘广涉作家作品、文学体类、文学风格、文学典范、文学思潮、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与批评等，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和释读中，还广泛采撷历代评论，尤其重视以唐人的评论为线索或依据，重视贴近唐人的评价角度、突出唐代流行的文体、文类的规范力量。而不是印象式批评的自由释读（或鉴赏）。吴著运用的史料还涉及政治、军事、道德、宗教、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学科，这从他书后的“征引书目”即可见一斑。

    吴著对于史料的研读也很细心，他通过系统论述存世、已佚唐人诗选，大规模论述许多早已被“排除”在文学史重点论述之外的诗人，有效地将唐诗史的许多意义重要的细节重新钩发出来，已有的论述则得到重要修正。如《正声集》之于开元诗风之兴起、《河岳英灵集》与润州诗人群体、《箧中集》与复古思潮之关系；再如武平一与今体诗风、苏源明与复古诗风的关系等；又如复古思潮领袖、“古文运动”先驱萧颖士的生年，目前学界流行的还是开元五年（717）之说，吴著举新证明、有新考证，支持生年为景龙元年（707）之说。又如大历诗人耿湋南下括图书，湖州幕府接待耿湋的年份有异说，吴著举数证，证明在大历十一年（同前，大历十一年）。又如吴著辑得贺知章佚诗，设置“杜甫系年”，等等，具见才识学力。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吴光兴研究员却为他这部95万字的巨著付出了20余年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他的梳理，唐诗史多元、丰富、复杂的细节进一步得到呈现，而脉络、节奏也更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