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做一名时髦的标题党是很难的，一方面要忍受那种花哨的形式为内容带来的质疑（我想昆德拉先生已经预见到他自己所面临的同样的状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跟时间和精力竞赛，任由它们把你榨干。
作为小说创作者的昆德拉想必也是如此，写作就是同自己的生存做斗争。借着一位并不重要的角色之口，他说：“人即是孤独。”于是斗争又同时指向了孤独。拉弗朗克的这句话非常巧妙，巧妙就在于她并不重要，甚至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疯疯癫癫的（原谅我有些夸张），然而真理不就往往出自不经意间吗？“不重要”——多么伟大的词，浪漫主义者们简直要发出欢呼声了。不重要的时刻、不重要的人，无论一个人做了些什么，对这个世界而言，他都是多余的。我们是多余的，是荒唐的，是把玩笑当做伟大的，是不自由的。这不就是“无意义”所要庆祝和哀悼的事实吗？
以卢森堡公园为中心，昆德拉让他的四个主角分别面临着各自的烦恼，这些烦恼似乎显示出昆德拉本人的困惑，我们或许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对他人生的一个总结，当然，每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所创造出的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对自己以及他人人生的总结。阿兰的烦恼来自于母亲对他的抛弃，他甚至能够想象出她当时怀着他跳水自杀并无意间杀死了想要救她的人的过程，自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她在生下阿兰之后还是远走高飞，却让阿兰成为了一个总是“赔不是”的人；拉蒙欣赏无意义的行为；夏尔在读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之后打算写一部木偶剧，那里面有斯大林和加里宁，24只鹧鸪的故事，还有堕落的天使；失业的演员凯列班则总是不得不使用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巴基斯坦语）来与陌生人交流。
阿兰的疑惑被他自己找到了答案：新的千禧年里，肚脐成为了新的情色时尚，这证明了个别性只是幻觉，男人不可能根据肚脐去识别所爱的女人，所有的肚脐都是相似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想表现个性，那么所有的人都一样。从一个愚蠢的女人（夏娃）身上生长出的人类在出生后就失去了他们的起源，因为按照阿兰的想象，“我梦见一个杀人犯，他在下面掐住无肚脐女人的喉咙。我想象中她的身体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分崩离析，以致从她身上生出的这棵巨树，一下子失去了根，失去了底盘，开始下跌。”他之所以同母亲和解，是靠着记忆重现了母亲的形象，他和解的是一个判断，一个关于自己如何得以解放的判断，于是和解就仅仅是逃离、是躲避，恰如在最后斯大林穿上他的夹克消失在大厅深处。这就涉及夏尔所构想的故事，肚脐是关于无意义的人的起源的隐喻，加里宁格勒是关于无意义的历史的隐喻。斯大林经常给他的同志们讲一个关于24只鹧鸪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奇怪的事情是这明明是一个笑话，而他们却失去了对一个笑话应有的反应，只能一味地表达对斯大林说谎的愤怒。唯一令斯大林感到同情和有趣的是加里宁的反应，他常常为了秩序而克制自己想去厕所的本能，斯大林为了这份同情给了康德生活过的城市一个本不该有的名字，并让加里宁格勒这么个不重要的名字持续到永远。这个寓言似乎还挖掘到了更深刻的本体，即命名行为。命名是权力的象征，属于自然的能力被人类语言强行剥夺，剥夺了原初激情的物体迎向它们无处可逃的死亡：事实在命名中接受了先验世界的终结，最终走向经验肉身的告别。凯列班自我塑造的异乡人形象并不算是独创，从波德莱尔开始，对于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感受就不断加强，或许还有更早的渊源，譬如诺斯替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异乡世界的体验。我举另一个例子更能反应这种形象的典型，那就是黑塞笔下的荒原狼，那个自认为体内同时存在着人和狼的本性的哈利哈拉，其实不就是“生活在别处”的永恒的流浪者吗？对于这四个朋友中最年长的拉蒙而言，冷淡能够令他感到平静与安慰，他懂得“高明就是无用”。
昆德拉的作品一直试图解释世界中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肉体之间的碰撞，并且不断讲述这种碰撞带来的疼痛。无论生命是轻还是重，都是不能承受的，因为它始终是偏离的。想到我们这个时代同其他时代的关系，就很难笑得出来，却又常常使人忍俊不禁，笑中含泪。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整体，却是以碎片的形式，或者用更流行的说法：以像素的形式。斯特文戴克曾引用里尔克的诗来形容这个全球化第三阶段中支离的宇宙，我们都是“失去了边缘的人”。没有边缘，却更加边缘化，喊着同样的口号，打着各自的算盘。当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回望时能看到什么呢？就像本雅明所预见的那样，我们连废墟也看不到，历史天使借着天堂吹来的狂风将过去迅速地带走。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的开始，我们看到的只是离我们最近的叙述版本，况且这个“看”的动作还是被动的。
失去了根源，没有母亲的人被现时所奴役，还不得不同妄想的过去温情脉脉地妥协，赔不是。这还不算完，昆德拉描述的无意义的世界还要引发更多的无意义，因为至少这些人还有趣味的存在。四个主角始终不忘在他们的忧伤中保持对玩笑的关注，就像拉蒙告诉凯列班的那样，如今开始了一个新的“后笑话时代”，这意味着开玩笑也变得很危险了，然而越是危险他们就越是要去做。他还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少的只是一样东西：好心情！”
好心情，就是这个字眼，他不是说有了好心情幽默才是可以想象的吗？能够幽默，就还有意义可言，至少存在着意义之间的差异。在毫无希望的世界里拥有一份好心情，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怯懦，是一种积极的生存，也是消极地无动于衷。黑格尔说的这种“无穷的好心情”不得不令我怀疑它同浪漫主义者们的“反讽”之间有着巨大联系。因为拉蒙说：“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的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这种笑是在无意义的行动中诞生的，无意义就是生存的本质，是一切斗争的结局，是人类苦难的节日。在这场斗争中有两个人需要纪念，一位是加里宁同志，为康德居住过的城市永久命名的人，一个温柔的人。阿兰说：“唯有加里宁其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对他人造成过痛苦。”但我想纪念另一个人的勇气和意志，那位自杀未遂的女青年，阿兰的母亲。一个人要放下所有活下去的愿望并克制自己的求生本能这何其困难，况且这并不是服药或是饮弹自尽，其他的方式只要做出决定，死亡要么来得很安宁要么来得极其迅速——服毒，吃下去就不得死，不吃就会继续活；开枪，扳动了扳机就能马上死去，不扳扳机或是瞬间躲过去就能继续活——然而她在杀死企图救她的青年后毅然决定活下去。耻辱地活着，而且在作出有尊严地死之后无意识地反悔，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源于自由意志的人的选择，是勇敢的人类精神在无意义迷宫中最后的救命稻草。如同西西弗一般，享受一种极为惭愧的坚决，在这一点上，她已经遥遥呼应了萨特笔下那些死无葬身之地的革命者，只要还拥有拒绝自由的自由，那就是胜利。我想昆德拉让斯大林反对叔本华是有道理的，因为无意义狂欢中的人们要做的是尼采式的英雄，或者就是斯大林所代表的形象本身，那个堕落的天使路西法，一如《失乐园》中的怒吼：“宁在地狱为王，不在天堂为奴。”
（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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