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钟叔河《念楼学短》，曾读到苏东坡和陆游都爱读陶渊明诗集的记载，其中苏东坡做官时弄到一册陶渊明诗集后，因太喜欢陶诗，竟不舍得一下子读完，要待心中不爽这时才取出陶诗集读，但每次只舍得读一篇，决不肯多读，为什么？只因怕把陶诗读完后就无法消磨时光度日子了。这样的感受我自认为深得其味，因为不久前我看到介绍陆灏有新著《听水读钞》（海豚出版社2014年2月版）问世后即从网上购得阅读，不料一读之下竟生出如当年东坡读陶诗一般的想法，因怕把书中如此精深通透的文章早早读完后，一时会无法找到如此耐读的好文章。故每天只在晚上洗澡后坐在床上读上几篇，花了半个月才把那99篇文章仔细读完，而读完之后竟产生一种若有所失之感。
当年鲁迅在为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作序中写道：“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其实，要了解一个人的真实，除了看书信尺牍很重要外，还应该包括日记在内。
陆灏新出的《听水读钞》就是这样一册不仅读书信尺牍，而且研读一些值得关心的文化名人的日记，且往往两厢比较着读，则就读出了一些很鲜为人知的真实面目和已被遗忘的历史细节来，这其实就是阅读中的至尚乐趣。
我认为读一个人的书，无非是两大方面：一是了解那个人的知识学问，二是了解那个人的真实面目（思想观点价值观及脾气性格）。陆灏这本读书札记不仅能使人增长见识，而且能使人领悟到很多读书的门径和方法。他往往通过书信日记及一些回忆文章的对比考查分析，对同一件事，同为事件当事人的不同的记录和回忆，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人的立场、观点、脾气、性格、人品、思想境界和德行来。
《一次会面，两种表述》一文讲道，在胡风事件发生的三年前，即1952年，“胡风集团”中的才子舒芜首先倒戈，写了一篇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胡风对此非常气愤，在给太太梅志的家书中称舒芜“无耻”。同年九月，舒芜去北京参加批判胡风的会议，跟胡风有过一次会面。对于这次会见，两人分别有记录。一是胡风在当月14日给梅志的信，说：“无耻，昨日来会见了。三时多来的，一道到公园喝茶，再到小馆吃面（他会的账），又回到这里，坐到十时过才去。”而舒芜在其《口述自传》中也提到了这次会面：“记得我是上午去胡风那里的，去了就坐在那里谈，一谈谈到吃午饭，然后走出来，到东四一个饭馆吃饭，他请我。吃完饭之后，我们还到天坛公园坐了一会，又接着谈，之后又回去接着谈。我们一直谈到很晚，快吃晚饭时我才走，彼此还很友好地告别。”
两个当事人对同一件事的记录，却有两点大不相同：一是大家都说对方买的单；二是时间究竟是从上午到下午，还是从下午到晚上各执一词。两个不同的故事令我感觉意味深长。
《黄侃只“嗯” 了一声》讲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留学中国，曾在北大旁听过朱希祖、马幼渔、钱玄同等名教授的课程，后来出了一本《我的留学记》，写了不少关于北大教授的故事，其中写到他如何结识黄侃，真正被黄侃的学问所倾倒，认为“我在中国留学三年，似乎第一次遇到了像学者样的学者”。他向黄请教《经传释文》中的一个问题，黄侃只“嗯”了一声，不用翻阅任何书籍就解答了。而这个问题他在北京曾经请教过两三名位教授，回答都不得要领，难怪黄侃瞧不起北大教授，对他说：“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那么长时间！”
后来，黄侃对他颇为友好，年初还请他去家里吃午饭，同时约了吴梅。吉川问是戏曲家吴梅吗？黄侃回答说，戏曲研究只是吴的业余小技，“他可是真正的读书人”。吉川后来回忆与吴梅此次相聚，“疏朗的鬓髯，戴着一顶和尚似的帽子，矮短的身躯，悠缓地用苏州话与我交谈，一副名士的派头，但对我这样的年轻学生，却毫无城府”。而在《黄侃日记》中，却如此记载“吉川自言考订而不好词曲，又于瞿氏（吴梅字瞿安）无所咨问，瞿氏恶之。”吴梅则在过后不久对人说,“吉川幸次郎曾向余请益，看吾藏弆各书，可知其心叵测矣”。相见之下，两人之间相互的印象反差可以如此之大，可见真正是人心叵测呵！
读邓之诚日记（五石斋日记读抄）在书中占有重要篇幅。以《骨董琐记》名世的邓之诚亦文史坛上耆宿，《邓之诚文史札记》（内容主要是摘录《五石斋日记》中买书记录、读书心得以及师友交往、臧否人物）以洋洋80多万字两大册行世，大概因为原来并没有想到要发表，所以臧否人物不留情面，其中讽刺挖苦、嬉笑怒骂皆多，甚至有些迹近刻薄，但由于不受拘束，毫无隐讳，故所记所言读来见性见情见风格，相当有趣。
比如在《札记》中他对南北两陈的评价非常典型。陈垣和陈寅恪对邓之诚都很友好，他们的交情也都比较深，但他即对陈垣（援庵）在解放后的转变，对当局的积极迎合不以为然，也不理解陈寅恪的“坚持”和中共当局对陈的“客气”。
1949年5月15日，邓之诚在《解放日报》上读到陈垣致胡适之信，第二年3月6日，萧正谊对他说 ，胡适看到此文后曾声明陈援庵给他的信不是陈所写，理由是“日月差互及白话用字”。邓之诚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然陈正以此为得计，而胡乃指为赝……奈何！”在1950年的另一篇日记中说：“许大龄言：陈援庵已穿蓝布制服，妙极。”1952年，院系调整，邓之诚由燕京入北大历史系，10月北大开学典礼，“陈援庵在来宾之列，最得意者也”已经语带嘲讽。在另一篇日记中，邓之诚说陈垣“此君大惊小怪，满身火气，宜服清凉散也”。
还有一则日记也可看出邓之诚对陈垣的看法。1959年3月12日记：“报载：陈垣《党给我的新生命》一文，自述军阀时代，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但邓之诚对这个老朋友的经历和为人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下面他写道：“我所知者，民初，陈为梁士诒私人秘书，众议院议员。辛酉，梁组阁，得为教育次长代部。后复携贰，以居间买东坡《书髓帖》，通好于徐世昌，无所遇，乃投曹锟贿选票，得八千金。后与李石曾、马衡合谋说冯玉祥逐宣统出宫，事后惧祸，避居大连半年。罗马教皇纳英敛之之议，设辅仁大学于北京，英推张相文为校长，张力让陈为之。北伐成功，得李石曾之力，为北平图书馆委员长。辛未，专任哈佛燕京社学侣时，托陈振先向蒋中正‘输诚’，竟无所遇，乃喟然叹曰：最后一条战线，只有辅仁大学矣！翌年，乃谋回辅仁大学校长，以至解放。今以诸葛自比，未免太不伦类！”不仅在日记中狠揭了陈垣向来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老底，而且可以看出，他心里对这位老朋友已经很不屑了。
而他对陈寅恪的态度，尽管也不理解陈的坚持，“得洗玉清书，言：陈寅恪为国家争独立，为学习（术）争自由，故不应科学院之聘。此何说欤？”（1953年12月21日），但对陈他始终保持着敬重和担心。1954年9月29日：听聂崇岐说“陈寅恪又将北来……约法三章：不谈马列;为学不受限制；为文不得删易。已得总理允许。”1958年7月7日日记：“姚嘉绩来，言：历史二所正在对陈寅恪《隋唐史》中所谓婚姻集团等荒谬见解作批评，寅老老运恐不佳也。”文字中对老朋友充满了担忧。
邓之诚臧否人物不留情面，竭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有时甚至语近刻薄，其实也从中见其人之见识脾性。比如他在1959年8月17日记：“报载：张元济于十四日死于上海。此人以遗老自居，而骂清朝。胜利后，反对蒋中正。解放后，勇于开会，当场中风，卧病数年，今始化去。在商务馆发财二三十万，为人绑票，去其大半……一生刻薄成性，能享大年，亦甚幸矣。”令人感觉对中国文化出版大有贡献的张元济还有另一面。
这样的情景，在诸多文化名人的日记中都有透露。顾随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但有时评论时贤也较激于情绪化，比如他1957年在给周汝昌的信中说：“当代新诗人，四十年来只许冯至一人。”早1923年，他就在给另一挚友卢伯屏的信中说：“《创造》二卷一号弟已购得一份。冯至诗尚可以过得去，其余胡说八道，狗屁马粪而已。”再如顾随在1942年6月10日信中说：“辅大国文系如沈兼士先生之小学、余季豫先生之考据，皆并世无两。”而对当时文化部的主要领导郑振铎却似乎很是不屑。1953年10月27日的信中说：“好笑郑振铎氏近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字，居然欲说：一切考证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下面还有自注：“难为‘该’氏居然记得一句遗山诗，而又一字不差地引用出来。”人生苦短，书海无边，怎么才能最高效地获取最多的学问见识，从好书中多有请益呢？我认为就是读像陆灏这样的书，可称之谓站在书生（学者型）的肩膀上，借力摘桃子也。我就是因为读了此书，而去找来《邓之诚文史札记》《顾随致周汝昌书》《顾随全集》再读的。
黄裳先生的著作我基本上是全的，比如《来燕榭书跋》我在15年前就已收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版一印的，但这次读了此书中《书痴如此，可为一笑》一文后，就再次邮购了中华书局2011年版的《来燕榭书跋（增订本）》，只为了该书中附有一幅《离骚草木疏》的书影。文中讲黄裳先生1952年夏天在北京琉璃厂的藻玉堂看到明抄本《离骚草木疏》一册，诧为异书，但价钱不菲，过几天再去，终以50万重金得之。离京返沪前“喜而识之”：“戋戋一册书，费钱如许，殆有计叶论价之势。”过了六年，1958年6月，黄先生再翻出此书写跋语说：“此明人精写之本，可作法书观。余收明写本多矣，天一阁亦不下百种，未见有若此之精妙者。每一展卷，辄为快然。”此时黄先生已经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而他在此时尚能“展卷快然”，不仅展现了黄裳的真文人心态，而且说明了50万金（50元）实在一点也不贵啊！
《听水读钞》全书一共收入录了他大部分曾经发表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副刊上的99篇文章。每篇文章短小精悍，数百千言为多，题目亦小而实，一书一人一事，甚至一句话、一个词、一个现象，皆针对性强，表达贴切。全书是陆灏读了数千百的书信、尺牍手札、日记、传记、回忆文章后精要摘录和分析的学术成果。在报纸上初见时，拜读之余就想摘录分享，竟未成文。大概就是受了他在该书后记中说的“读书是我的一项爱好，对我来说，除了消遣取乐，读书并没有其他功效，既不为考试、不为研究，也不为了写书评”的影响。这次我一定要在这里再读并摘录出他书中的部分趣要，与没有时间读书和无法如此深入读书的爱书之友分享阅读之乐趣，也算是希望为文化传播做点推动的善意吧。
（祝兆平，原苏州广播电视报社副社长、书记、总编辑。江苏省十大藏书家，藏书30余年，累计1.5万册，他是一位独立知识分子，以启迪自由思考为读书的目的，著有《板凳集》《春秋集》《书人交游》《书斋夜读》等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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