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出版社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了由刘平主编的《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计有李恭忠、黄云龙著《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孙昉、刘旭华著《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 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孙昉著《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欧阳恩良著《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四种。
据刘平介绍，这套丛书的贡献在于：“其一，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辛亥革命，把以往人们忽略的东西清理出来。……其二，辛亥革命史研究还存在薄弱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诸多论著往往沦为应景之作)，必须加以深化、细化，有新观点，有新成就。其三，这套丛书在突出会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强调洪门自身引以为骄傲的一段历史时，也对其在曲折经历中产生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可以知往鉴来。”按照刘平的最初设想，丛书要“从致公党角度，比较完整地梳理‘洪门的历史’、‘洪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两条线索”。但从目前4本成书来看，只是光大“洪门的历史”、总结“洪门的经验教训”，而没有很好地梳理“洪门的历史”。后一方面的工作不能因为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秦宝琦的《洪门真史》等书已经有较多的研究而忽略。其次无论从先前设计的8本，还是已经成书的4本，均忽略了华东与湖北首义地区，如此一来光复会、共进会及文学社所做的会党工作就被淹没了，这种安排显然是不合适的。
《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指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人士，一开始很难找到革命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所能找到的最‘近似’的革命力量，就是传统的会党。会党作为下层群体的组织，其主体是流民、游民，这种组织既有对内互助、合作的一面，又有破坏、掠夺的一面，素有暴力起事、对抗政府的传统。特别是天地会三合会洪门，一直保留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在下层群体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会党这一特殊的力量，成为孙中山发动革命的主要支持者。无独有偶，后来的革命者，比如黄兴和华兴会，陶成章和光复会，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会党。”该书重点描述了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自立军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07—1908年粤桂滇大起义，认为这些起义“都是由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策划、指挥在后，而由会党首领及其部众冲锋陷阵在前”。作者在叙述历史的同时，试图回答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与作为传统抗争因素的会党是出于什么原因结合在一起、革命者是如何看待会党作用和发动会党参与革命的、会党又如何回应革命者的宣传动员、作为主要支持力量的会党对革命的发起和推进有什么影响、下层群体经由会党这一媒介参与革命是否找到了自我解放的道路等问题。
《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一书在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南洋和北美这两处洪门最为集中的海外空间纳入一个叙说体系中，并介绍大洋洲、非洲地区洪门人士对革命的贡献，全景式地向读者讲述了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作者分析同盟会及其后演变而出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直至中国国民党在处理海外洪门问题上的失误，对于辛亥革命后海外洪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予以充分关注。作者认为，“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做出了极大的奉献，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政治回报和待遇。这一历史现象的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长期以来，我们对海外侨胞的经济索求大于政治回报。……即使对海外华人华侨提供高规格政治待遇也仅限于那些身家万贯的华人资本家，而生活在下层的华人华侨却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这种高度期望的索求和不平衡的政治待遇是否能加强海外华人华侨与国内的联系，一直是我们思考的盲区。”
由于作者从承接写作任务到成书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因此有些失误在所难免。如作者在前言所称：“孙中山甚至加入北美洪门，取得“洪棍”的名号。”实际上孙中山是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并在那里取得“洪棍”名号的。（参见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P18，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正文第179页称，“袁世凯虽然积极拉拢洪门人士以对抗孙中山，但是对洪门的合法参政请求，也同样以敷衍方式来拒绝。”其实不然，袁世凯1913年底就批示为海外致公堂在国内办理了立案手续。（参见《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P114）第190页说“海外洪门普遍意识到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不知有无史料依据，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在孙中山去进行“抽象的理论宣传”之前，海外洪门大多参加了康有为的保皇会？（参见：《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P16）
《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的上编洪门收录了孙中山等34人，中编哥老会，收录了毕永年等15人，下编其他，收录了陶成章等8人。附录辛亥革命时期青帮人物10例，收录了陈其美、李征五、刘玉堂、徐宝山等4人。这种分类不尽科学。主要问题有二：被编者收入下编其他的陶成章等8人从会党组织体系来说，绝大多数是属于浙江哥老会系统的（参见《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P28-29）。
对此史书有明确记载的。第二，对于陈其美是否是青帮人物，史学界是有争议的，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青帮内部手册中有明确记载。刘玉堂是先入洪帮后入青帮；徐宝山则相反，但他俩均为脚踩青洪两帮的人物，完全可以放进第二类，没有必要另编附录。
《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作者采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心态史等多种分支结合的方法综合性地研究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动态关系，主要说明了哥老会在西北地区拓展空间的过程以及同盟会与西北哥老会关系的演变过程，讨论了西北哥老会如何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自身的作用，他们在重建政治体制问题上表达了怎样的诉求、民国政治体制何以排斥为推翻清朝统治立下功劳的西北哥老会、西北哥老会与同盟会关系的破裂对西北政治生态环境演变有何种影响等重大问题。作者提出：西北地区成为哥老会驰骋的广阔天地“固然与清廷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衰败形势有关，但有一个不可忽视事实的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与西北是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区域有关。……西北地区曾经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入华的重要途径。……既然，西北地区能为这些异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提供开放渠道，那么对哥老会的江湖侠义文化同样不例外”，“同盟会得到西北哥老会的密切合作，是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推翻西北地区清朝统治的重要原因”。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但作者两次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更是被当做反动会道门组织而遭到人民政府的严厉镇压”，我们不知道这种论点有没有确切的史料依据。根据笔者所知，由于青帮与罗教有历史渊源关系，解放初期在一些地方一度遭到取缔是有的。“哥老会被当做反动会道门组织”，我们不知道相关的史料依据在哪里。
《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讨论了袍哥在西南辛亥革命时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指出：“袍哥在西南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革命派的工作不彻底以及袍哥自身的缺陷，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袍哥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而其消极影响是次要的。”作者认为：西南袍哥的生存发展也与这一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习俗紧密相关。在贵州，不管是苗族传统的议榔组织还是侗族传统的合款组织，都与会党组织有许多相似的特征。譬如：议榔以血缘关系为核心，血亲意识浓厚，而会党其实就是一种模拟的血缘家族；议榔在举行重大活动之前都要聚众宰牛、歃血盟誓，而歃血盟誓则是会党最基本的组织方式；议榔对于公共财物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家家平等，而会党则崇奉“忠义堂前无大小”；不管是议榔的榔头还是会党的大哥，都由民主推选，不得自封；不管是议榔还是会党，都具有对内协调互助、对外团结自卫的双重功能；两者都具有狭隘的团体本位主义和封闭性，各个议榔之间互不统属，而各个会党之间亦是山堂林立；为维护团体利益，议榔和会党都制定有一套诸如火烧、水淹、砍手、断足、开膛、活埋等严厉而残酷的刑罚；等等。再如侗族的合款，具有宰牛聚众、歃血盟誓的组织形式，自治自卫、相互帮扶的组织理念，以村寨为单位、互不统属的山头作风，尊崇款首而又合众议事的民主氛围，维护款内团结、内容齐备的款约款词，借汉字记侗音、外人无法看懂的款内文件，独具特色的传令方式，有问有答的拦路歌，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侗款组织向会党组织的转变准备了深厚的基础。因此，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组织一经传入贵州，很快便得到了贵州各族群众的普遍认同。“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晚清时期，贵州传统的社会组织最终融人了方兴未艾的秘密社会之中，一些传统组织结构亦吸纳了哥老会、天地会等的因素。”
这一结论具有区域地方特色，值得注意。但作者在前言中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如称“过多地谴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忽视了即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缺点再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对旧式会党进行处理，“事所必然，也无可厚非”。人们不禁要问，即便是共产党尚且需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被认为是当时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批评了吗？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展开必要的批评，又怎么可能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呢？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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