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从国权主义的立场关心与介入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其实是要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而日本政界、财界的头面人物，无非是利用中国革命达到自己的目标。只有像梅屋庄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他们与孙中山具有同样的政治理念，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有同感，真正怀有“大亚洲主义”意识，将自己与中国革命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与革命党人志同道合，与孙中山心心相印，是孙中山真正的朋友。
长崎的“中华街”
来到中岛川，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里与机场大厅那里一样的大红灯笼和各种各样的彩灯突然多了起来，有的纵向悬挂在街道的两边，有的则干脆横向悬挂在街道的上空，完全是节日的气氛。特别是在被称为“眼镜桥”的双拱桥附近，河的上方悬挂着一排排整齐的灯笼，不过这里的灯笼不是大红色，而都是黄色。灯笼映在水中，上下呼应，更显得热烈。李总领事说：这里的灯笼之所以设计成黄色，是因为一到夜间，黄色的灯笼映在水中，恰似天上的月亮。
汽车在“湊公园”的门前停了下来，这里是中国街区的中心地带。“湊”在日语中是“港口”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带是当年的港口地区。
在日本，横滨、神户和长崎的“中华街”被认为是三大中国文化影响的象征，但长崎“中华街”的历史更为悠久。这是因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不允许出海贸易，长崎是唯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港口。1562年，来自中国的商船就进入长崎了。当时到日本的明代中国人不愿屈从清朝，称自己是唐王支配下的唐人，所以当时的日本人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船为唐船。17世纪初开始，每年进入长崎的唐船只达200艘左右，直到幕府末期，几乎垄断了铜及海产品的贸易。唐船的停泊地就在现在这一地区。
李总领事介绍说：从历史上看，长崎的华人活动中心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由定居下来从事贸易与翻译的华人的活动范围构成的。这些在长崎定居的华人与当地居民有相对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江户幕府压制天主教而鼓励佛教，他们便建立佛教寺院以保护其贸易活动。来自福建三江地区的华人建立了兴福寺，来自福建南部地区的华人建设了福济寺，来自福建北部的华人建设了崇福寺。以这三座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华人社会相对稳定，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在稻佐山麓还形成了唐人共同墓地。另一个中心是由随唐船进出长崎的唐船船员活动范围构成的。开始的时候，来到长崎的唐船船员在长崎市内都有指定的食宿点，由街道提供伙食，收取伙食费，并组织贸易利润的分配。从1689年开始，在长崎建造了被称作“唐人屋敷”的居住区，散居在长崎市内各地的唐船船员被集中到这里居住，与定居的华人分开。同样的分离政策也应用于当时来自荷兰进行贸易的船员，为他们建立了“出岛”。“唐人屋敷”大约占地2.6万平方米，容纳4800人，比1.5万平方米的“出岛”大了许多。不过，“唐人屋敷”与“出岛”都是封闭的空间，船员们不允许随便出入。
我们的汽车缓缓地经过这一地区，街道两边的彩灯和不时经过的寺庙都令人想到中国。李总领事说：装饰灯笼和彩灯，已经不再是华侨单独的活动，而已经形成了长崎地方文化的一部分。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在长崎举办规模盛大的灯会，所有的彩灯都是由长崎市政府出资制作的，说明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已经十分融洽地结合了。他还说：今天是正月十五，灯会的最后一天。你们在上飞机前，一定还要看一看长崎灯会的夜景。
汽车在中国风格的牌楼前停了下来，牌楼上是王震题写的“新地中华街”五个大字。李总领事介绍说这是上述“唐人屋敷”被废弃后形成的新的华人中心，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街”。原来，19世纪60年代，日本被迫“开港”后，由于西方许多国家根据与日本缔结的条约开始与日本的贸易活动，其国民受到条约相应条款的保护，长崎还为其专门划定了大浦外国人居留地。而与此相反，本来在长崎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华人，却因中国与日本是非条约国家而得不到保护。于是，华人为生存而陆续搬出“唐人屋敷”进入大浦外国人居留地，受雇于欧美商社，作为“外国人附属”取得合法地位。而欧美人也愿意雇佣同日本人办事有经验的华人。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到大浦外国人居留地，“唐人屋敷”越来越荒凉，直到1870年发生火灾被烧毁。以“唐人屋敷”为中心的华人社会不复存在。而搬出“唐人屋敷”的华人以新港口附近的海岸一带为根据地重建新家，历经百年有余，逐渐形成现在的“新地中华街”。
虽然下着雨，我们还是饶有兴致地走在中华街上。长崎新地中华街的街区布局紧凑而井然有序，由两条十字交叉的主要街道构成，在中心交叉成直角的主路四个角上，分别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灵兽塑像。在日本的三大“中华街”中，长崎的“中华街”是建造最早，历史最悠久，而始终原汁原味地保持着中国风貌的。漫步在街上，两边的建筑多以金、红、黄等热烈的色彩图绘，梁柱之上时而可见龙凤图案，两边的店铺几乎都使用汉字，而头上的天空则全部被写着“长崎灯会”汉字的大红灯笼覆盖着，到处都是中国元素。
孙文先生故缘之地
这时，雨下得大了起来。但是藤泉先生仍然坚持要领我走到中华街旁边的一条名为油屋町的小街上去。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藤泉先生指给我看身边的一块黑褐色的石碑。石碑大约一米半高，在临街的一面，竖刻着“孙文先生故缘之地”八个大字。在石碑的上面，还有一块小的说明牌，介绍说这里曾是一直跟踪报道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特别是在长崎活动的《长崎东洋日出新闻》社主铃木天眼的宅邸。孙中山曾在1913年3月专程来此拜访，感谢以铃木为首的《长崎东洋日出新闻》给予他的支持。为纪念孙中山在长崎的活动，市政府特地立了这一纪念碑。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真是相当密切。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而在16次去日本的经历中，有9次到了长崎。
1897年，孙中山在他亲密的战友宫崎滔天的陪同下第一次到长崎，因为宫崎滔天的家乡就在紧临长崎南面的熊本。从那之后，孙中山或是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或是为了逃亡，又多次路过长崎。而长崎的华侨也曾经给孙中山以极大的支持。1911年12月10日，长崎的华侨举行盛大的提灯游行，以庆祝革命者占领南京。据《长崎东洋日出新闻》报道，当时长崎的华侨几乎全部参加，打头的灯笼上大书“光复大汉”、“共和政体”，然后是乐队和化妆成军人的队伍，扛着大炮和军舰的模型，盛况空前。
武昌起义后，离开长崎的梅屋庄吉也收到了陈其美发给他的关于武昌起义成功的电报。梅屋庄吉立即建立了向政府呼吁承认中华民国的组织——“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当时，梅屋庄吉的公司在电影摄制界已有相当规模，立即派本社摄影技师荻屋坚藏到中国进行摄影，拍摄了炮火硝烟下的长江流域的城市，拍摄了紧张指挥战斗的革命军司令部，拍摄了埋葬阵亡军人的仪式，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两年后，当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他专门为孙中山举行首映，而且把拷贝赠送给孙中山。
长崎的华侨将捐赠的1万元通过便船带给以陈其美为都督的上海军政府，接着，各商号分别向革命派捐款。在长崎留学的学生和其他地方的留学生一起，组成了华侨敢死队，从长崎出发乘船前往上海。
1913年3月，孙中山在退出总统职位后来到长崎，作为创建民国第一人而受到长崎华侨社会的极为热烈的欢迎。3月21日晚，领事馆举行欢迎宴会，22日，华侨在福建会馆举行盛大欢迎会，长崎县知事和长崎市市长均参加，当地报纸称这一天是长崎华侨最光荣的一天。
现在的福建会馆是什么样子了？我这样想的时候，汽车在一个完全中式的牌楼前停住了，牌楼上写着“福建会馆”四个大字。长崎华侨总会会长王国雄站在牌楼前迎接。
原来，在“唐人屋敷”被废弃后，福建泉州出身的商工团体（八个商号）人士开始创办“八闽会馆”，作为维护商社权益和同官署交涉的窗口，同时还管理仍然保留在“唐人屋敷”地区的五座建筑，即“五堂”（土神堂、天后堂、观音堂、仙人堂、圣人堂）及稻佐悟真寺的唐人墓地，会馆就设在圣人堂。后来，圣人堂因失火重建，改称天后堂，而“八闽会馆”则改为福建会馆留存至今。华侨总会则负责这里的管理与维护。
从牌楼进入，有一个十几层的阶梯，沿阶梯而上就进入正厅。王会长拿出一张照片向我们介绍：1913年3月22日，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就在这里举行，而当时与会人员就集体站在这个台阶上合影。最前面的3人就座，中间是孙中山，两边分别是长崎县知事李家隆介和长崎市市长北川信从。
王会长引导我们来到台阶的右侧，原来这里也有一尊孙中山的铜像。王会长说：这是2001年上海赠送给长崎的，表达了中日友好，特别是对孙中山与长崎关系的怀念。铜像静静地安放在这里，从中山先生那若有所思的眼神是不是表达了对当年长崎华侨的怀念？虽然是近100年前的事，但站在与当年的景色几乎没有变化的这里，不禁令人产生许多联想。长崎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缘之地啊。
孙中山的真正朋友
午饭在长崎很有名的和式饭店“桥本”料亭，是传统的日本式建筑，穿着日本和服的女社长和服务员在门前排成一列欢迎。由于是2月份，加上下雨，脱鞋走在铺设了榻榻米的地板上还是有些凉。房间里专门点起了燃油取暖器，而且主人想得很周到，给每人准备宽松的和式棉外套披在身上。在准备料理的时候，女社长拿出一份资料请大家看。原来，与孙中山和黄兴关系密切的柏文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就住在附近，经常光顾这家饭店。他为这里的木桥题名“龙吟桥”的刻石，现在还保留着。看到这份资料，更加深了对长崎与中国的关系的印象。
由于时间紧张，午餐其实也是会议。长崎县藤本副知事在致欢迎辞后，话题就回到赠送梅屋庄吉铜像的具体事宜上。
本来，我们设想的是向长崎赠送梅屋庄吉的铜像，以表达对曾经支援过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日本人的感谢。长崎县对此当然十分感谢，但也有些顾虑。原因是梅屋庄吉与孙中山不同，他的情况无论在日本还是在长崎还都不大为人所知。他的铜像安放在外面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心，因此就削弱了赠送铜像的意义。长崎县建议最好能将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与梅屋庄吉、德子夫妇四人的像放在一起。
长崎方面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如何做好呢？我们开始翻阅资料和老照片。在涉及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关系的照片中，只有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或梅屋庄吉与孙中山夫妇三人的资料，而没有四人在一起的资料。为了尊重历史事实，还是决定以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二人的照片为基础考虑铜像的形象。
接着，藤本副知事告诉我们，长崎历史博物馆计划从9月30日起开始举办“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和长崎”的历史展览，希望届时举行铜像的揭幕仪式，同时展出铜像。展览计划举行半年，在结束的时候，将铜像移到今天看好的港口公园的草坪上。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长崎县特地将铜像在展览会上和将来在草坪上的示意图描绘了出来。
看到长崎人如此热心和认真地工作，也使我想起了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的经历。那时，有许多日本人环聚在孙中山的周围，表示了对孙中山的支持。但多数人的目的并不纯粹，有的是企图获得在中国的权利与利益，而不关心孙中山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主义及建国的理念。而作为真正的朋友，毫无私欲与杂念支持孙中山的真朋友中，梅屋庄吉则是典型的一位。当然，梅屋庄吉受到时代的限制，对于当时日本向中国扩张的野心没有深刻的认识，甚至认为可以使蒋介石作出让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而在受到宪兵队的迫害的时候，他也曾努力声明自己是“爱国者”。但是，无论如何，梅屋庄吉与那些把日本的利益线划到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相比则有天壤之别。梅屋庄吉是当之无愧的孙中山的真朋友。
永久的纪念
从上一次考察长崎后，我在4月、7月又借开会的机会两次来长崎，落实关于铜像的具体事宜。9月中旬，铜像终于在国内完成了铸造，9月29日运抵长崎。我也再次来长崎，参加了铜像的揭幕仪式。
在揭幕仪式上，我曾讲了这样一个观点：
梅屋庄吉在临终前表示：“我支持中国的革命，都是为了履行与孙中山的盟约。”所以，有人认为梅屋庄吉是具有侠肝义胆，为朋友可以不计一切，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传奇式人物。
但梅屋庄吉仅仅是为了一个诺言而自始至终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吗？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出于行侠仗义，还是显示其财力、决断力和实行力？不，这些分析都没有揭示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友谊核心层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需要从思想层面加以考察。
孙中山认为“东洋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这种对亚洲文明的肯定与自豪，奠定了孙中山的亚洲认同意识，也是他之所以同众多的日本人成为朋友的思想基础。而梅屋庄吉则与孙中山有相同的意识。
读过孙中山1924年在神户的著名的“大亚洲主义”的讲演的人都知道，孙中山强烈地批评西方列强的“霸道”，而推崇亚洲的“王道”的，但他对日本能否认同这一点是持有疑义，因为在他身边的日本人并不都是他真正的朋友。那些从国权主义的立场关心与介入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其实是要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而日本政界、财界的头面人物，无非是利用中国革命达到自己的目标。只有像梅屋庄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他们与孙中山具有同样的政治理念，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有同感，真正怀有“大亚洲主义”意识，将自己与中国革命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与革命党人志同道合，与孙中山心心相印，是孙中山先生真正的朋友。赠送铜像就是向这些真正平等对待中国的日本友人的感谢，也是对中日历史上的这段佳话的永久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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