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共分六辑。第一辑：外国文学评论；第二辑：当代文学评论；第三辑：文学（文化）论争；第四辑：创作日记；第五辑：作品序跋；第六辑：文学回忆录。
贾植芳先生在“序”（《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中评价该文集出版的意义，称：“路翎是以小说和戏剧创作贡献于中国文学的，他年轻的时候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触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他把握创作题材的方法和审美精神，都来源于他的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用他创作的成功，证明了胡风许多文艺理论观点的正确；同时，他也努力学习中外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成功经验，接受了胡风文艺理论的观点，并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充实和完善了它，又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捍卫它和宣传它，这些文论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该文集所收的“文论”真能“证明”路翎与胡风文艺理论的高度契合性，当然最好不过。然而，一个不经意的误植却使得这种美好的祝愿落空了。
该文集收有两篇论及解放区诗人李季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文章，一篇被收入第二辑“当代文学批评”中，题为《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另一篇被收入第三辑“文学（文化）论争”中，题为《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这两篇文章，立意相左，观点对立，风格迥异，实在不似出自同一批评家之手。
前一篇盛赞道：“（《王贵与李香香》）是一篇以新的气氛，新的形式，抒写人民底爱与恨及生活，而又给人民读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后一篇却有保留地谈道：“在相对地坚持了新美学原则，占领着旧的形式去迫近人民这一点上，已经获得了实在的成功。但它还不能真的就是‘历史的叙事诗’。革命斗争底历史形势是表达出来了，但历史斗争底本质的精神是并没有能够在应有的真实性上活出来的，这实在是说明了那原来的旧形式在情绪底深入和形象底把握上的束缚，它的情绪是健康的，但在表现和那历史相应的人民底生活斗争和精神变革这一点上，它是过于简单，甚至单调了。”
前一篇盛赞道：“在诗底形式上，（《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做了大胆的尝试，以中国气派，创造了民族形式；有大鼓词的风味，有民间歌谣的精神。在诗底语言上，作者取用了属于人民大众的活的口语，有方言、土语，有歇后语，作者以他卓越的才力，予以新的精神，予以新的生命，既熟练而又丰富。”后一篇却针锋相对地提出：“看起来，《王贵与李香香》是旧形式的，但事实上它已经比旧形式丰富得多了。它占领了旧形式，然而它又被束缚着。我们所说的平易的形式，就是以打破这种束缚为目的的，就是，尽可能地让那新的内容生发出来。旧形式是很难传达生动的、今天底现实形象的：它底形式和动作多半干枯、模糊的。为了内容的缘故，我们必须打破它底干枯的格律，但首先必须相（响）应着人民底历史要求而打破它底美学上的规范，例如大团圆之类。”
前一篇盛赞李季的这部长诗具有开拓性及方向性的意义，称：“诗歌的路，建筑在这里，它应走的方向，也从这里暗示了出来，所以笔者很愿意在这里向诗歌界的朋友推荐这篇好的作品。”后一篇却似有深意地评价道：“如果人民已经勇于承担历史命运，不再需要大团圆之类的安慰的时候，作家们再拿这些给他们，那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斗争要求已经达到了这一步，在人民底内在的文化斗争上已经达到了要求突破‘大团圆’的地步，它必然包含着辉煌的发展前途，我们底新文艺斗争也将得到空前的跃进。在这种时候，还要来赞美旧形式为天足，那实在是自缠了小脚还不觉得的沾沾自喜。”
很明显，这两篇文章不可能都为路翎所作。
《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作者署名“未明”，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为“六，四，一九四七，北平”，原载1947年4月《泥土》第1辑。《对于大众化的理解》，作者署名“冰菱”，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为“一九四八，四”，原载1948年5月《蚂蚁小集》之二《预言》。
从这两篇文章的笔名、写作时间和地点、发表刊物及主要观点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可确定哪一篇不是路翎所作。
首先，考察笔名。“未明”是路翎用过的笔名之一，但不具有唯一性，现代作家中用过该笔名者甚多。譬如，茅盾用过，胡秋原用过，还有不少作家用过；“冰菱”是路翎常用的笔名之一，且具有唯一性。据此，可以作出初步判断，《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暂宜存疑，《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则为路翎所作。
其次，考察写作时间和地点。查路翎著、徐绍羽整理的《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是近年出版的研究路翎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1947年4月间路翎曾自南京给胡风寄出五封信（3日、7日、16日、23日、28日），均未提到曾赴北平事，也未提到曾撰写书评事；1948年初倒是有两封信谈到《王贵与李香香》，3月23日的信中写道：“人民现在崇拜文字，有大的知识——识字的饥渴。这并不就是那文字是怎样的东西。我相信，人民将来会爱读丁玲的《夜》这样的作品的，那里才是他们底真正的现实。《李香香》只能是初级课程。这还是包含着妥协因素最少的一篇。”4月9日信中又写道：“我写了一篇关于大众化的，从原则上谈了美学的问题，并牵涉到‘王贵香香’。隔两天寄来给你看一看。”4月26日信中又有：“汇款和《大众化》都收到了。《大众化》改了一改，给了《蚂蚁》。”据此，又可作出进一步的判断，《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的作者待考，而《对于大众化的理解》的作者则为路翎无疑。
再次，考察发表刊物。《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所载北平《泥土》最初只是一份学生刊物，创刊之初其影响面仅限于北平。据曾任该刊前两辑编辑的叶遥回忆：“那时（1947年初，笔者注）北师院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热爱文学的同学，不满足在校办壁报，正酝酿筹办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小刊物，起名叫《泥土》。……我只参加编了最初两辑，发表的稿子多为在校同学所写，没有稿费。……其他参加《泥土》的同学，也曾分别写信或找过几位教授和著名作家约稿，但来稿有限。（省略号处为笔者略）”（叶遥：《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载1997年11月29日《文艺报》）
笔者查实，《泥土》第一辑所载文章无一篇寄自南方，叶遥的回忆无误。《对于大众化的理解》所载《蚂蚁小集》则为胡风派同人刊物，1948年3月创刊于南京，共出七辑，每一辑都有路翎的作品。据此，大致可以确定《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并非居住在南京的路翎所作。
最后，还须考察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契合程度。上引贾植芳先生所作“序”中已经提到：“（路翎）接受了胡风文艺理论的观点，并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充实和完善了它，又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捍卫它和宣传它。”胡风当年对解放区文艺的总体评价是有的，见于1948年3月31日他自上海给北平朱谷怀的信，信中称：“对《北方文丛》，我是肯定的，因为它反映了改革的事件，内容占领了形式(如我在《民族形式》里面所理解的)，它有救急的功劳。但它只是现象的反映，没有丰富的生活真实和思想性，形式和理论都束缚了作者们。这是一方面的努力，绝不能代替整个斗争，弄到解除武装。”（《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680-681）
信中提到的《北方文丛》，指的是1947年周而复在香港主编出版的解放区文艺作品丛书，年内出版三辑，《王贵与李香香》就在第二辑中。将上述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胡风信中对解放区文艺作品的定评相对照，可以看得很清楚，署名“未明”的文章与胡风的观点完全相左，而署名“冰菱”的书评则与胡风的观点如出一辙。据此，可以确认，署名“未明”的文章绝不可能为路翎所作。
那么，读者也许会问：《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的观点明显不见容于胡风派，《路翎批评文集》的编者何以会误以为是路翎的作品呢？
笔者以为，该书的编者可能受到前此某些“研究成果”的误导，不妨按照时序向前推移，对该谬误进行追根溯源——
1993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翎研究资料》（杨义、张环、魏麟、李志远编）有附录“著作年表”，其中有一条目称：“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载1947年4月15日《泥土》第一辑，署名未明。”
1986年《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刊载有沈永葆的《关于路翎的笔名》，该文称：“路翎原名徐嗣兴，使用过的笔名有：烽嵩、未明、穆纳、嘉木、冰菱、余林、路翎等。这些笔名使用于何种文体，出现于何段时间，见于何种报刊大致有些规律。”其中“未明”条目见于下表：
“笔名 文体 使用时间 见于何种刊物
未明 随笔 1939.2—8 《时事新报》
书评 1947—1948 《泥土》”
始作俑者是不是沈君，因笔者手头的原始资料有限，尚不能确定。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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