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的”中国哲学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一旦脱离母体，脐带便成了需要剪断的多余赘物。破例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本书上画了很多横线帮助记忆，不妨摘几段。
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有多么巨大。
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它真正内心的需要，一种相当大的天分，降格为一种对一切古老东西单纯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贪婪地吞咽着一切从书目上掉下来的残渣。
通常，对于“中国的”这个词很多人会产生条件反射一样的维护与自豪感，这让我感到不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如想象一般具有“中国人”身份认定的功能么？不认同传统哲学就不是中国人么？显然不是。哲学是不是一直在发展着的？对某些基本观点，后世哲学家对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有肯定再否定这个过程，他们是先驱，但先驱不代表永远正确。
回头看儒家，对于哲学重要的对象“人性”的观察十分浅薄，而对于人性的充分认识是构建社会规则的基础。孔子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那么什么性相近呢？孟子回答“性本善”。儒家对人性的探讨基本到此为止。再看西方哲学，从洛克到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是“人性自利”。这个词不好，总让人想到自私自利，但实际上抛开成见，自利是个中性词。人性自利的发现，是构建社会规则的基础。从性本善导出的是什么呢？是一套无法落实的规则，无法在社会实践中运用，于是，潜规则横行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发育很早，但是被确认为“主流意识形态”也太早。这两个太早，造成了传统哲学失去了发育的机会，成了一个浑身是病的早产儿。
——豆瓣网“一大坨”的博客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晚饭花集》，汪曾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草炉饼就是用干草团直接烘出的饼。前者我闻所未闻，后者困扰张爱玲数十年，而汪曾祺一一了然于胸。
1940年代师从沈从文而开始写小说，1980年代再一次爆发达到世人瞩目的高峰。这是文坛上绝对少见的奇迹——难道我们不知道，四十年的沉积，足以让俗子世事洞明，也足以让英豪壮志全消。
说起中国文学，五四以来其实斩断了传统，我们的小说一路向西方小说的式样须尾俱全地做下去，我们的诗歌打碎了七宝楼台的五六七，先锋得连韵脚都可以不要——显然是外文诗译成中文，格式韵律难两全的困境造成了无所约束的错觉。没有根基，没有特色，一切从头开始。
但汪曾祺于80年代的创作是与半个世纪以前的冲动有所不同的，他保留着也许是因为“文革”而压抑许久的创作激情，却再也不会像迅翁那样接受“鞭子”的驱使；他深得“长衫朋友”的娴雅风度，却不像何其芳那样视“乡土”为救命灵丹；他淡却了一夜成名的欲望与压力，却不像张爱玲那样有着时刻弥漫心头的痛苦心结。汪曾祺以小说家的身份，再从头回忆起养育他的故土情味，于是他说出了一句《世说新语》里该有却没有的话——“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晚饭花集》就是这样一本由着汪老“应该快活”与“小说家自觉”凝聚而成的小集子。集子的对象是人，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举动颦笑如《清明上河图》中人，他们有些已是霁月难逢（急公好义的穷大夫、爱好书画的果贩、梨园旧友），有些依然谬种流传（如偷了穷寡妇的鸡还借寡妇锅碗烹调的极品大学生），而这些剪影般的人归总在一块如果别有风味的话，那也是因为“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
——豆瓣网“落花满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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