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日谈》开天窗说起

    《十日谈》“开天窗”

    《十日谈》这份刊物，我在上海图书馆翻看过不下三四回，几处不寻常的“留白”居然不曾进入我的眼帘，原来那就是开的“天窗”！ “开天窗”是编者对当局遏止言论自由的无声抗议。一般，文章被查禁，编辑只好无奈地抽掉，但《十日谈》的编辑却强硬地照原样印出题目，留下空白，向读者诉说不平。

    第38期《十日谈》专栏的那篇文章《盖和压》开了天窗，目录上作者的化名为“记者”。记者？在1932年《时代画报》第2卷第11期郭明的“自己笔记”《书估投机辨》里云：“记者无事可记，所以记自己……”在1934年《人言周刊》第1卷第13期明言的《在牧师家中》里云：“记者负笈英伦，倏忽两易寒暑；很想写一点……”作者都以“记者”自居。郭明和明言都是爸爸（邵洵美）的笔名。还有，《人言周刊》早期专栏“一周间”署名“记者”；待爸爸申明退出编委后，该专栏的署名更改为“编者”。可见“记者”是爸爸的笔名。毫无疑义，那篇被禁的《盖和压》出自爸爸之手。《盖和压》实际上是他和当局的新闻审查斗争的第一篇。遗憾的是，我和读者一样，无法读到那篇文章，只能看到题旁那一片留白！

    爸爸之所以出版《十日谈》，听说是因为当时手里那本《时代画报》（又名《时代》）虽是月刊，却经常脱期，他时有老朋友久违之憾；何况世事变幻日新月异，他深感《时代》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于是在1933年8月出本旬刊，由章克标主编。其发刊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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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谈》为最有趣味之读物，没有伪君子的矜持，没有高等华人的作态，但并不流于低级趣味，也不堕入流氓阶级，不过激也不赤化，所以无危险；不趋奉也不结交权贵，所以不卑俗。真纯的坦白的，又是充满青春之朝风的，是人人的好朋友。

    然而，第1期郭明的那篇《究竟有没有蓝衣党》就触犯了当局。他以第三者的口吻写了篇故事，自己又加了评论。“蓝衣党”有没有或许无所谓，犯忌的是，里面点到了“委员长”。故事里讲到有一个失业的黄埔毕业生听说有蓝衣党这组织，认为于党于国都非常有益，求见委员长。

    委员长听他说明来意，竟拍桌大怒，骂得几乎把他骂死，接着又在他左右颊重重的打了两下，将他赶出房外。……

    接着评论说：

    党内党外的紊乱情形，今日之下，可毋庸否认。……假使中国真有蓝衣党，我觉得它与其说是对外，犹不如说是对内的了。我们的国家主义有什么成绩呢？我们的共产主义是否是意识的革命呢？而我们谣传中的蓝衣党是否对付着外来的政治势力呢？假使不是，那么，所谓蓝衣党者，不过是帮助某一党派扩张势力的工具而已。……

    于是，《十日谈》在广东、河南被查禁。

    爸爸作为刊物的主人，想到刊物芒刺太多，自己又好议论，为了避免殃及时代图书公司其他书刊的正常发行，从第6期起，《十日谈》就由原来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改为十日谈旬刊社发行。1933年12月30日，他特地在平凉路26号成立上海第一出版社，《十日谈》从1934年2月的“新年特辑”开始便是由第一出版社来发行的。

    《十日谈》多难，它的第38期上刊出篇《本刊启事》：

    本刊第37期因送审查被抽去过多，溃不成军，不能如期发行，须俟重印成再发行，务希读者原宥。

    后来第39期又被罚停刊。复刊后出到48期。

    新的言论阵地《人言周刊》

    1934年2月17日，第一出版社忽然出了份《人言周刊》，那是在《十日谈》出到第16期的时候。

    看《人言周刊》第3卷第1期《人言101期》一文，可了解出版《人言》的起因：

    ……《十日谈》是个有名的横冲直撞的刊物。我们这班青年，可在困难严重时期有一处可以大放厥词的地方，自然趋之惟恐不及了。然而我们觉得《十日谈》不过给青年人发泄愤怒，至于理论的建设，平心的检讨，如其用气力都在愤怒上发完，只剩了“强弩之末”，那也未必是健全舆论之道。于是邵洵美先生又有《人言》创刊的计划了。郁达夫先生常说邵洵美先生是个“不肯把说出的话收回来的人”，这观察一点也不差……

    《人言周刊》的发刊词如下：

    大家总感到现在缺少了一种可以阅读的周刊吧。《人言》就是想弥补这个缺陷的……我们有许多话想说，大家一定都有许多话想说，因为这是一个令人感慨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是人，无疑地要说人说的话，所以周刊定名为《人言》。很明白地说，人言就不是鬼话。……人言为社会大众所有，……将说社会大众希望说的话，说人人以一吐为快的话，这是敢自信的。……

    《人言》宣称“不说鬼话”，所以它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青睐”。第1卷第27期的目录里，有篇郭明的《待宰的羔羊》，其下印上小小的“抽去”二字。刊物里有篇目录外的《外国话》取而代之。

    1935年4月3日一份停刊一月的通知发来，那是《人言周刊》第2卷第9期后。究其缘由，问题可能出在前几期郭明发表的两篇文章。2卷6期的《政制问题的讨论》说：

    我是喜欢说真话的，我又相信绝对的真理是不可得的。……不知哪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过：“什么叫做政治制度？那不过是一部分野心家想利用了这个名目与机会来发挥他们的志趣而已。”所以有一位朋友便说：“独裁与民主的争辩不过是一班人想保持政权，又有一班人想获得政权罢了。”事情当然不能一笔抹杀，国中不乏爱国志士，搜肠索肚，无非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私人的成败固非所计也。……

    后面他讨论政治制度的进退问题，谈到民主和独裁，总结说：

    照这样看来，那么，在民主制度之下，人民对于政府，是较有进退的余地；而独裁制度是有进无退的。独裁制度假使有了弊病，独裁者不肯退让，而人民不能容忍时，便只有产生所谓革命了。

    政治制度的长处与弱点不是绝对的。但是民主制度可以因提高政权而得独裁制度之长处；独裁制度却难得民主制度之长处。那么，我们何必一定要采取独裁制度呢？

    他不是在鼓吹革命吗？

    而在2卷7期《哲学在今日之任务》一文，他又明目张胆地反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我觉得在今日的情况之下，哲学是一定会行时的。不一定在中国，全世界都会有这种现象。陈立夫先生在努力党务之余，写成一部《唯生论》决不是偶然的。这世界太紊乱了，变动得太快了，一切的制度都不能来应付这千奇百怪的环境。……我们要整理；我们要信仰；我们要去探求一切事件的“基本动机”。……

    ……一切已不是政治的或是经济的原理可以解释的了。……我们要哲学家去寻求答案了。……  

    蒋介石先生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这是要每个人先使自己成为完人。

    ……中国没有宗教可以利用，借旧道德来改良人心，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牛津团体是消极的，以罪人的地位与世相见；新生活运动是积极的，要以完人的资格来相与往还，恐怕更难得到圆满的解决。

    他们共有的弱点，是在把传统的道德观念穿插进哲学的领域里去。今日世界的恐慌，不患缺乏为人的方法，而在认不清做人的目的。解决这个问题，哲学家的责任比政治家与经济家的责任要大得多。  

    《人言周刊》2卷10期的复刊词写道：

    在停刊期中，我们曾有过多少次的讨论，觉得不如趁此机会，即行休刊。办周报本来是一件最困难的工作。……

    然而，他们再三思议，决计重整旗鼓，继续奋斗。因为：

    我们希望它成为大众神交的场所，在此聚首的都是肝胆相见的好朋友……各人表白各人的意见；各人诉说各人的痛苦；各人声明各人的需要；再以各人的经验与才识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希望能补充书本上所找不到的材料，贡献行政上所顾不到的事实。我们要用最透彻的言论来解释一切的误会；我们要以最精确的记述来证明一切的错误。我们不过是要尽一部分人类应尽的义务；私人的利益，固所不计。……因此再三思议，决计重整旗鼓，继续奋斗。

    《人言》3卷1期时，主编顾苍生写道：

    《人言》虽然只说人话，不说鬼话，可是它生在一个只说鬼话的时代里，又生在一个不易说人话的国家里。……在这个时候，什么“捣乱秩序”，“危害国家”等等罪名，随时可以在它所说的人话里横加上去作为一种犯罪的宣传……《人言》是继续说人话的刊物。它决不是偷生怕死的弱者！

    同期，爸爸以笔名“平”发表《人言，还是鬼话？——勉〈人言周刊〉第三卷开始》。（这时他自己在编《论语》）他写道：

    《人言》是我的老朋友，……虽然在过去的两年中，遇了不少的困难，如我所知的被罚停刊，以及外埠不时的无故扣留等，而到底“事实”还是英勇地战胜了一切，它还是可以继续地生存着，没有半途夭折。……现在这么的一个混乱的社会里，人人爱说的却是“鬼话”，……人的说话他们倒反之置诸脑后，不高兴听，这还不算，甚至“杀人放火金腰带”，所以鬼话连篇的家伙……都“官运亨通”。……

    从前阮玲玉自杀，有人说是为了“人言可畏”。当时我便想反对，因为害死阮玲玉的，不是“人言”，而是“鬼话”。

    现在，“人言”不可畏了，反之，却更订立了一个“人言有罪”！——但，我们会屈服吗？我们会抹了良心说“鬼话”吗？

    不会！决不会！我们还是代表了大多数人，主持正义，说公道话，决不会为了没有了“自由”便屈服了，抹杀了天真，来说“白日梦话”、“鬼话”。无论《人言》怎样地被认为“有罪”，我们还是用“人言”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尤其是在这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鬼话连篇”地来欺骗民众蒙混民众。……

    我相信而且希望，以后的《人言周刊》还是“人言”，“人言”，“人言”！而且，以此自勉，并勉大众。

    白色恐怖时期与当局的斡旋

    1933年6月18日，爸爸的好友、中国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他在《时代画报》整页报道，醒目地印上：《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杏佛遭暗杀》的标题，刊出杨杏佛生前的家庭照和他被刺后追悼会的照片，甚至不避嫌地印上杨杏佛写给他的信，故意说明自己与杨杏佛的交情非浅。

    白色恐怖越演越烈，那是时代图书公司最兴旺的时期，同时出版七份杂志。因出版日期的参差，每五天就有两份刊物呈献给读者，他十分得意，然而，在反动当局的舆论钳制下，要想倾吐自己的观点，不得不时常和新闻审查者周旋。

    时代出了三份画报，其中《时代漫画》的主编鲁少飞因画了幅《晏子乎》讽刺对日本的屈膝外交，被上海市社会局以“危害民国罪”关押，《时代漫画》也被勒令停刊三月。爸爸一面设法营救，一面请王敦庆担任主编，出版《漫画界》暂时替代《时代漫画》。又因9月《时代漫画》第30期刊发漫画讽刺蒋介石，鲁少飞差一点再次身陷囹圄，后来罚了款才了事。作为出版人，爸爸几次三番跟有关当局周旋，十分烦恼。

    早在1931年他就曾为新月书店解难。那时因为罗隆基在《新月》的文章触犯当局，北京的分店被收走千册杂志,还抓走两个人。经斡旋，人放了，书不知去向。罗隆基愤而写《什么是法治》，新月几乎又出乱子。徐志摩9月9日致胡适信：“隆基在本期新月的《什么是法治》又犯了忌。昨付寄的四百本新月当时被扣，并且声言明日要抄店。幸亏洵美手段高明；不但不出乱子，而且所扣书仍可发还。”

    待到1936年日寇侵华的铁蹄从东北到华北，步步接近，爸爸愤慨地执笔疾书，在《时代画报》的“时代讲话”栏一连发表了《弱国三事》、《破坏战争以维持和平》、《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而那篇《激昂慷慨的文字突然少了》在《时代画报》和《人言周刊》一稿两投，以引起读者的重视。这时奋力呼吁抗日爱国的邵洵美与五年前专注于纯艺术和唯美的他判若两人。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群情激愤，中国笔会曾经讨论，应否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者。据《新时代月刊》1卷4期报道：

    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为日人侵夺东北应否向全国发表宣言，先后开会两次，计到邵洵美……等人。讨论良久，并将英法世界笔会章程加以研究。卒以该章程所限，“会员不得假借本会集会为政治活动……”，不便以笔会名义发表宣言及其它有关部门政治的文件，改由会员个人参加上海文艺界救国会共同努力于抗日爱国工作云……

    爸爸是个热心参与笔会工作的会员，那时起，他便积极地以其手中的《时代画报》、《论语》和《人言周刊》等刊物作为阵地，不断发表文章倾吐自己的愤慨，呼吁抗日救国。其实，1932年初在《时代画报》2卷10期上发表的《容忍的罪恶》，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时政评论。（一二八的炮火中他独立出版的十六期《时事日报》则因为印数少和散发面的局限，并且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难以保存，现在已无法觅得。）经过一二八炮火声的猛击，爸爸不可能置身于时代之外。他的思想意识，他的文学艺术观念逐步融入时代，他的写作出版也决计要结合时代。他不可能脱离严峻的现实。邵洵美早已从诗人转化为报人的角色了；作为有良知的作家、出版人，他不可能对现实熟视无睹。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