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未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

    “文革”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陷入百年以来最低潮，从1966年5月开始，长达五年半的时间内竟没有一部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到“文革”中后期，出于政治需要，文学翻译活动才逐渐有所复。

    “文革”十年间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由两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的译作，主要是再版或重译的前苏联“革命作家”的作品（如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等），也包括一些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友好的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的应时新作（如《朝鲜短篇小说选》和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题材的阿尔巴尼亚小说《火焰》等）；另一类是以“白皮书”形式内部发行或者刊于《摘译》（外国文艺）等几种内部刊物上的外国文学作品，以苏、美、日等国当代作品为主，主要作为当时政治批判的“反面教材”，如苏联作家伊凡·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和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三部曲等。但是，最能够代表该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成就的，却是几部在当时没有得以问世的作品。

    该时期未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主要有七部，即巴金译《往事与随想》、季羡林译《罗摩衍那》、穆旦译《英国现代诗选》、丰子恺译《落洼物语》、杨绛译《堂吉诃德》、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及楼适夷译《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

    就作品性质而言，上述七部译作均属久有定论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这与当时出版的高度政治概念化的作品形成强烈反差。如《罗摩衍那》系印度两大史诗之一，也是世界的优秀史诗之一；杨绛所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也属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内容方面，这些作品都不属于当代题材，远离源语社会现实，代表着外国文化恒久生命力的一面，在当时显然不具备政治文本性质，这一点也与同时期得以问世的译作迥异。与这些作品的地位相对应，其译者也都是我国成名已久的作家或学者。

    就翻译目的而言，这一时期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译作首先都是作为服务政治运动的工具而存在，而七部未出版的作品则主要是译者个人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反映，有的是译者先前翻译计划的延续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者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寄托。如季羡林在这期间受到冲击，他从1973年起着手翻译印度古代两大梵语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到“文革”结束时，已基本完成这部鸿篇巨制的七卷中的三卷。季羡林之所以选译这部近三百万字的巨著，一是因为在那段日子里他希望“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己认识到它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须翻译的书”。（《罗摩衍那》“译后记”，季羡林著，《罗摩衍那》（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596-597）冯至在此期间翻译了自己一向喜欢的海涅的名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据他本人所说，他很久以前即有意重译该书，“文革”时从河南劳动回来,在家无事可做，得以实施酝酿已久的计划。杨绛早在1959年即着手翻译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文革”开始时译完近四分之三，在“文革”后期结束“干校”生活后，她不满旧译，在原来基础上从头翻译，到这场“运动”结束前已完成这部70多万字的小说的翻译。丰子恺在身处逆境时又患重病，在病后休养时仍坚持翻译，从1970年到1972年，他翻译了三部自己一向看重的题材、风格各异的日本“物语作品”。同样，楼适夷在1976年4月到6月间翻译了日本“新理智派”代表人物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十一篇小说，其中包括《罗生门》和《地狱变》等名篇。楼氏翻译该书的主要原因即是其对日本文学史上的这一“短命鬼才”“一向有点喜欢”，而且感到“特别亲切”；同时，翻译工作也是译者借以逃避现实的手段：

    在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以后，我在闭门深居之中，作为自己日常的课程，也可以说作为逃避现实，逃避痛苦的一种手段，便选出了自己所偏爱的篇目，重作冯妇，又理旧业，翻译起来。（《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书后”，楼适夷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66—167）

    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受到迫害，1972年，巴金的问题被以“敌情内处”方式处理，此后被许可做一些翻译工作。他在完成屠格涅夫作品《处女地》的重译以后，从1974年起又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巴金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该书从20年代起即影响自己的创作，而且其本人像赫尔岑一样，心中也有“血和泪”。同时，这一作品的翻译也寄托着译者的愿望，巴金实际上在以文人独有的方式表达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

    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往事与随想》“后记”（一），巴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P395、397） 

    就翻译方式而言，这几部译作是自外于当时政治尘嚣的个体翻译活动的产物，与那一时期流行的以“翻译小组”为单位的集体翻译方式大相径庭。这是一种不以出版为目的的翻译活动。如巴金在翻译《往事与随想》这一被称为“史诗”的巨著时，“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只是把它当作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同上书，P396-397）；季羡林当时处境艰难，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楼看门、收发信件和传呼电话，在这种局面下坚持工作纯粹是“为翻译而翻译” （《罗摩衍那》“译后记”，季羡林著，P596）。穆旦（查良铮）在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1972年后，他除了完成凝聚了十一年心血的《唐璜》译稿的整理和修改之外，又开始翻译英美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对他来说，原作文本的选择是其个人兴趣与那个时代一些偶然因素的产物。1973年，中美关系“解冻”，周珏良将亲戚从美国带来的《西方现代诗选》转赠，穆旦得以有选择地翻译英美现代派诗歌。他选择的都是最难懂也最难译的诗作，包括艾略特的《荒原》和《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叶芝的《驶向拜占廷》等。在当时形势下，他根本不知道译作有无发表的可能，只是纯粹出于爱好，翻译时字斟句酌，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据周珏良，《英国现代诗选》“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2）。

    这几部译作都经过译者的精雕细刻，像《往事与随想》和《罗摩衍那》等长篇巨著的翻译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冯至在翻译海涅的长诗时加上了非常详尽的说明和注释，巴金和杨绛在翻译各自作品时每天只翻译四五百字。这都与同时期盛行的急功近利的集体翻译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地位而言，与当时得以出版的译作相比，上述译作的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这些译者不仅自行选择原作文本（当然选题范围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而且还可以采用自己的翻译策略，自主决定译作的风格。如杨绛在翻译《堂吉诃德》一书时，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处理方式，提高“翻译度”，采用“点繁”的手法，在无损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前提下，删去了一些过于累赘的叙述。（据罗银胜，《杨绛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在楼适夷翻译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奉教人之死》一篇原文伪托古籍，用古日语写成。为再现原作风格，楼氏特地采用了林纾式的文体，用文言体翻译，而不担忧“蒙反动复古之嫌”，与同时期流行的话语方式背道而驰，如：

    昔日本长崎圣鲁卡堂，有此邦少年罗连若者，于圣诞夜饥极仆地，匍匐堂门外，得诣堂奉教人之援手，并受神甫哀悯，收养堂中。（《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楼适夷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9）

    这几部译作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读者。上述作品有的属于长篇巨制，到1976年底尚未完成；有些作品译完之后即被束之高阁。穆旦和丰子恺生前都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译作出版。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家对外国文化和文学的认识也有所改变。这些译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冯至翻译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出版于1978年；巴金所译《往事与随想》的片段曾以“往事与深思”为名刊登于复刊后的《世界文学》杂志1977年第2期，第一册于1979年出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所译《罗摩衍那》填补了这一世界著名典籍在我国译介中的空白，第一部出版于1980年，全书于1984年出齐，并且在1994年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丰子恺于1975年去世，其所译三部物语作品合在一起以《落洼物语》为书名，于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穆旦辞世八年以后的1985年，其译作《英国现代诗选》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杨绛所译《堂吉诃德》是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的中译本，从1978年起，该书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库”、“名著名译”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出版，总印数已达70余万套，杨绛本人因此于1986年获得由西班牙国王颁发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这是对她在传播西班牙文化方面所做贡献的表彰。楼适夷在译出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后，出于“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的想法，曾将作品装订成册，供家人和友人欣赏，后流传出去，颇受欢迎。这也是惟一一部当时就拥有读者的此类作品。（见楼适夷，《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书后”，P168）该书于1980年正式出版。

    上述七部译作的译者均属当时国内最优秀的作家、学者，具备创造优秀译作的几乎所有条件，再加上所选作品都是各国历代名著，译作出版后大都成为经典，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视。他们在失去从事创作或研究的权利后投身翻译，并且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取得如此成就，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