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林文庆
在运作《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选题过程中，我就想，一定要做一本关于“林文庆”的书。因了林文庆是伍连德的连襟，又是福建人。他俩同样生于南洋，留学西洋，衷情中土。更重要的是，他也是长期“被”湮没的了不起的人物。
他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是手到病除的良医。黄遵宪赠送其匾额：“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
他是语言天才，除英语、马来语外，尚通巫文、日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泰米尔语、印度语、汉语，并熟谙闽、粤、潮州等方言。
他是改革家，1898年就发起剪辫运动，提倡女子教育，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吸食鸦片，积极推动南洋华侨社会的习俗改革。
他是实业家，开辟了第一家橡胶园，被誉为“马来亚橡胶之父”；开办“九思堂西药房”，组织“和丰银行”、“华侨银行”，创办“华侨保险有限公司”。
他是社会活动家，是海峡殖民地立法会唯一的华裔议员，位高权重；是“海峡哲学研究会”会长，成立“华人好学会”社团、华人活动俱乐部，创办《海峡华人杂志》。
他是教育家，创办“英王爱德华医学院”、“新加坡女子学校”，全程主掌了私立厦门大学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并创办厦门中山医院。
他是革命家，曾营救康有为、帮助孙中山营救在新加坡被捕的日本革命盟友宫崎寅藏，是早期同盟会员。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卫生部长、外交部顾问，先后获得中华民国二等嘉禾勋章和二等文虎勋章。
他是儒学家，在马来亚发起筹建孔庙学堂，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国学院”，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他将《离骚》译成英文，泰戈尔为之写序，并发表多篇儒学研究著作。
……
他精彩的米寿人生，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可是国人对他所知无几，如果说有人对“林文庆”的名字有些耳熟的话，那也是停留在他被鲁迅“骂”过，说他是“尊孔的英国籍中国人”的认知上。可想而知，大凡被鲁迅骂过的人，大概都被变形、被丑化、被误读。其实这不一定是鲁迅的本意，而是长期以来人们固有的意识形态坐标效应。
林文庆被陈嘉庚从南洋聘到厦门大学当首任校长时，52岁了，在新加坡已功名成就，受人敬仰。到厦门大学后，鲁迅说他“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1937年厦门大学被收为国有后，他返回新加坡时已是68岁的老人，仍是受人尊敬的爱国侨领。所以要做“林文庆”的书有个难度，新加坡把他称作伟大的“圣人”，中国学界把他当作尊孔的“小丑”。要有条件穿梭两地的学者，才能整合新加坡和中国关于林文庆的资料，还原一个真实的林文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黄贤强教授推荐，严春宝博士是位非常合适的作者。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旅居新加坡多年，又在厦门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长期研究南洋华人。作者沉心多年，国内终于有了一本关于林文庆的传记——《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
作者交稿时，原拟书名为《游走在边缘之间——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书名太平淡，也不能体现林文庆的精神特质。能否创造一个叫得响的符号，概括林文庆？出版社的领导发动编辑、对林文庆有所知的资深学者，甚至提交到博客上，请博友出谋划策。一年后，书要发稿了，仍没有征集到很理想的书名。不是大家没有智慧，而是林文庆的人生太丰富了，实在很难创造一个符号来概括他。最终社长建议，引用潘懋元先生序言中的一句引言“一生真伪有谁知”作为肩题，“大学校长林文庆”作为正题，先让国人知道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这么一位功不可没的大学校长。
作者参与了书名的讨论，他同意这样的改动。他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反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研究林文庆的学者将林文庆过分‘南洋化’的观点，而力主应该将林文庆拉回到中国，至少是在大中华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因而，我刻意强调和突出了林文庆和厦门大学的关系。”现在看来，这样的写作立足点，似乎仍然不能完整地概括林文庆的思想。
“共和胡子”林文庆
书出版后，作者投入了更深入的研究，奔波于新加坡与中国大陆，辑录《林文庆文集》，拟收入现存世的林文庆的所有中文著作、文章和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英文著作、文章。在选编《林文庆文集》的过程中，作者愈发觉林文庆的思想丰富多彩，感到仅仅编纂一本选集是远远不够的，长远的目标应为编辑一套多卷本的《林文庆全集》。这样既可以让人们得以综观、概览林文庆思想的全貌，同时也为研究林文庆的学者提供全面的文献资料。林文庆的思想不仅跨越了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他的思想甚至是超越了种族和宗教的。所以，不应把林文庆局限于南洋，也不应认为他仅仅属于厦门大学，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将林文庆置于中华文化的背景下，他应该是属于全人类！我们应从跨文化、跨种族、跨宗教的大视野下来重新审视和思考林文庆及其思想。
要编《林文庆全集》？谈何容易！林文庆母语应该说是英语，他有大量的说英语的朋友，书信如何收集得全？
最近我读莫理循的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发现一封1911年10月24日林文庆从巴黎写给莫理循的信。我即录下来，发给作者。
当时林文庆受清廷委派，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人种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欧洲考察9个月。莫理循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国际新闻界有非常的影响力。林文庆这时给莫理循写信，想通过莫理循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舆论的作用。他俩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校友，在北京相聚，自然成为了朋友。
这封信很能代表林文庆的一些思想。
我亲爱的莫理循：
我参加医师及医护人员会议以及安排卫生展览会的工作现在快结束了。我真希望能允许我留在这里。比起远东所有令人激动的工作来，文明世界显得太平淡无奇了。
我盼望很快回到北京，并渴望再见到你。不论这以前发生什么事，这个充满腐化、裙带风和无能的古老的听天由命的制度，肯定是要经受考验的。我希望在你明智的引导下，英国当局和公众将维护我们的古来就有的荣誉，不去干涉中华帝国各族人们的必定进化的命运。
一场公平的战斗对各方都会有好处。战争显示出人类的高贵品格，惩罚无知和无能造成的自吹自擂。我希望不会发生无益的、残忍的、不必要的屠杀。双方都会听取你所发出的警告。我相信你不会认为那是你份外的事。要提醒革命党人对赤手空拳的满人施行不必要的暴虐，将自贻伊戚。另一方面，皇族对已被打败的反叛者滥杀戮只会有害于争端的早日解决。
中国人民很尊重你，所有大报都争着译载你的电讯。我希望你会考虑这一点的，并根据时机采取必要的行动，告诉这场内战的双方，他们要公平地，以现代文明方式作战。如果你在这点上帮助中国，汉人和满人将永远对你感激不尽。因为假如做到这一点，你就能防止重演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
谨致最好的祝愿
你诚挚的 林文庆
我下月回来，在新加坡逗留一个月，从那里回中国。
这时是辛亥革命疾风暴雨的紧张时刻，尚不知他是否如信中所说先回新加坡逗留了一个月，但从《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中我们看到接续这封信的故事。林文庆回中国后，不是到北京去见莫理循，而是到了汉口，与孙中山在一起。他与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四人同住一帐篷，外人不得随便出入。紧张的工作，使林文庆没空刮胡子，从此他长髯飘胸，自称其为“共和胡子”，伴随他一生，成了林文庆标志性的肖像特征。据伍连德回忆：“当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受邀出任中国总统的时候，林文庆和他同乘一艘船前往南京，而1912年1月，当孙博士在明陵前发表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林文庆就肃立在他的身边。”（转引自《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2010年版，P103）应该可以说，林文庆也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从这封信中至少可以看出林文庆的这几种观点：
一，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古来就有的荣誉”的文明古国。
二，他相信清廷气数已尽，人心思变，需要改革。
三，他警告外国势力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四，他同情革命，但不主张暴力和屠杀。
五，他希望革命党和清廷能够对话，以“现代文明方式”推动社会的进化。
真够书生气的，他以为是一场体育比赛呢。想起毛泽东很著名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句话用于批评林文庆这时的想法正合适。但林文庆的这封信确实是他的长期真实意愿的表达，似曾可笑，却难能可贵，尤其是在提倡平等、对话、和谐的今天。
他身为南洋华人，深切希望祖国的强盛，只有祖国强盛了，他们的脊背才能挺得更直。历史上，到南洋去的华人都是为了讨生活。在南洋，他们是“外来人”，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他们聪明、勤勉、吃苦，开拓了家业和事业，但仍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让他们伤心的是，祖国曾把他们当作“弃子”。如1740年印尼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华侨事件的“红溪惨案”，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时，朝廷却表态说：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朝廷没有对当地统治者兴师问罪提出抗议，更谈不上保护侨民了。海外游子多么希望祖国不要抛弃他们，能成为他们的坚强的依靠。
林文庆出生在海峡殖民地，虽有英国国籍，但那时南洋一带现代国家的观念尚未确立，像林文庆这样的身份的人，曾也留着满清的辫子，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有强烈的祖国的归属感，希望能为祖国的强大尽一份力。海外华侨为辛亥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孙中山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但林文庆崇尚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希望以“礼治”、“德治”、“人治”来改良社会，不是用暴力的方式来摧毁世界。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1901年的《中国内部之危机》、1917年《从儒家观点看世界大战》，是林文庆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的英文著作，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观点，或者说是理想。
“汉奸”林文庆
现在“尊孔”实在已不是什么罪名，儒学更成了极力弘扬的国学，孔子学院也在全世界遍地开花。1920年代因为林文庆，厦门大学闹了两次震惊中外的 “学潮”，也可圈在学术范围来讨论。现今厦门大学复办了林文庆当年创办的国学院，为林文庆建了“文庆亭”，塑了林文庆石雕像，正面肯定了林文庆为厦门大学作出的贡献。
但是崇尚儒家思想的林文庆，却晚节不保，被大陆史家所诟病。这是评价林文庆时打不开的死结。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缠住了德高望重的侨领，已经73岁的林文庆，逼他出面组织汉奸组织“华侨协会”，并担任会长。日本侵略者知道华侨曾经筹款支援祖国对日抗战，竟然恬不知耻地强迫马来华侨缴纳5000万元“奉纳金”，否则就要屠杀更多华侨。这笔蘸满华侨鲜血的钱，由“华侨协会”主席林文庆、秘书，以及几个侨领签名经手。这是林文庆一生怎么也抹不掉的黑点。也许由于有了这顶 “汉奸”的帽子，是中国大陆刻意湮没林文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致使厦门大学长期绝口不敢提为他们呕心沥血16年，毁家办校的第一任校长。
2007年，我受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访问新加坡。期间拜访了82岁高龄的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伍连德与林文庆既是亲戚，更是一生的知已和朋友。伍女士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抗战期间，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在中国，组织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积极参与抗战，后随中国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林文庆向日军交“奉纳金”后，林可胜通过广播电台，声讨林文庆的“汉奸”行为。林文庆抱着收音机，一遍一遍地听着儿子激烈檄讨他的声音，泪流满面。从此他终日借酒浇愁，长醉不愿醒。他夫人为了他的健康，常把酒藏起来，伍连德理解他心里的痛，劝他夫人，“让他喝一点吧”。我想，他心里撕裂般的痛，恐怕不是因为儿子骂他，而是他的行为违背了他长期修炼的，依儒家思想做人的准则，丧失了民族的气节。“时穷节乃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终究还是儒家圣贤的教诲。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在生死关头面前，他不能殉道，过去一切言行都将被追溯评点！他的人格被残酷地分裂了。在日本人统治马来亚期间，林文庆曾在 “华侨协会”会所企图跳楼自杀，因旁人阻止，终于不成，在家里也数度企图跳楼自杀，因家人阻止，也终于不遂。受惠于他的人可以原谅他，但他却不能原谅自己！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他选择了精神下地狱，牺牲他的一世英名！
新加坡人同情他，感激他，敬重他。知道他出任“华侨协会”会长、向日军献“奉纳金”是被逼的，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保护当地华人。战后新加坡民众和当局都没有追究他任何“汉奸”的责任，当他去世时，还称他为“伟大的老人”。
我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在新加坡，林文庆是没有“历史问题”的，我们的研究是否也应放下包袱，不因林文庆的“汉奸”行为影响到对他的学术思想做深入的研究。林文庆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种历史现象。近代中国出现了像林文庆、伍连德这样的一群具有世界主义精神气质（cosmopolitan)的海外华人，也是推动了社会进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期待真有一天，能够出版《林文庆全集》，还原一个真实、全面的林文庆。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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