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我在铜陵拜会刘再复先生时，这位年届七旬的学者谈到他即将出版的《双典批判》，显得格外兴奋和得意。自1989年刘再复先生开始了在海外的游历和讲学生涯，期间笔耕不辍，屡有关于文学、历史、思想、文化诸方面的著作问世。作为一位以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为立身之本的学者，刘先生近年陆续出版的“红楼四书”表明了他对古典文学关注度和研究力度的增大。他通过反思“五四”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段，重新思索中国文化资源的优劣各在何处，欲图回答一个关于“我们究竟应该保留发扬哪些、应该批判扫荡什么”的问题。“红楼四书”和《双典批判》就是刘先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更是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复的答卷。在刘先生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文化的原形与本质，也知道了什么才是文学的旨归和初衷。
在刘再复先生看来，《论语》是儒家文化的原形，《山海经》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在《山海经》中那个充满想象与魅力的世界里，英雄们所为乃是诸如开天辟地、移山填海、建设人间、造福万民之类的壮举，他们所怀抱的是一颗赤子之心，真正地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然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影响极大的小说却在文化立场上对传统造成了巨大的断裂与破坏，“双典”之中，英雄文化和女性文化遭到严重的异变和伪形化，摧毁生命、践踏法律、扼杀人性、泯灭诚心成为它们的主题。“英雄”在“双典”中被简单地理解和描画为凶杀暴虐之徒、奸邪狡诈之辈，这与刘邵在《人物志》中定义“英雄”这一概念的说法“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读者对暴力所持的尊尚通过《水浒传》对“好汉”行为的“痛快”描述显得更加合理，在一个大目标的前面，任何个体的牺牲和个性的丧失都是一种可以完全被“好汉”无视的暂时性过程，对渺远目的的疯狂追求与对此一目的正义性的盲目崇拜令“好汉”从不关心身边那些真实存在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试问这是真英雄该有的行为和思路吗？黄波先生在《说破英雄惊杀人》一书中《小衙内之死·一种集体无意识》里极敏锐地指出这一现象：“中国人总爱在某种目的正义的眩惑下迷失，因此不愿去追问手段如何。”确然如此，梁山泊山头上“替天行道”的大旗掩盖的正是一些“好汉”们疯狂、无诚、失心的兽性本质。
与之相埒，女性文化在“双典”中更是受到惨烈的颠覆，纵观“双典”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的人性和心灵，按照刘先生的说法，“‘双典’是‘女性物化’的集大成者。中国妇女的命运，中国妇女的变形、变态、变质，中国妇女如何被剥夺、被压迫、被摧残、被杀戮、被吞食、被利用，全都展现在这两部小说的文本中”。刘先生还将被物化的女性细分为“尤物”、“祭物”、“食物”、“刀俎物”、“畜物”、“货物”、“毒物”、“器物”、“政治马戏团动物”（又分“色旦”、“正旦”、“彩旦”三种）、“政治理念生物”和“造反兽物”等类。可见，存在于“双典”中的女性，全都是没有内心与情感的美人，而一旦女性稍有欲望和人性的觉苏，立即会得到由“好汉”与“英雄”们施以的比对待权奸恶棍还要严酷千百倍的待遇。刘先生特别提到，在《水浒传》满纸满篇的血腥淫杀之间，除了鲁智深的忘我扬善、豪侠英武，最后终成正果是一个人性光明的个案外，宋徽宗借挖地道私会李师师也充满了对人间情爱的肯定。我以为，对英雄文化和女性文化的扭曲变异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为同一思维模式的，即对于柔弱、退让这样一些更有力量的“力量”的忽视，同时是对人的个体价值和原初情欲的无视，这既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其实在“双典”中，流氓的凶蛮与贵族的温情也存在着强烈的对比，可惜发现它的读者是少之又少的。
刘先生的这本书还有个一个非常值得当今学人学习的地方，那就是不掠前辈与同仁之美。在《双典批判》里，他的一些观点来自何处、借鉴某家，或是从哪种著作、思想中得到启示，刘先生皆一一标明，如鲁迅、李宗吾、钱锺书等，特别是陈晓林所译史宾格勒关于阿拉伯文化问题的论述，其中关于外部异质入侵所造成的“伪形现象”一说，最能促成刘先生关于《双典批判》一书中问题的提出和阐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对于文化的“创新”有着很高的呼声，在呼声背后，我们恰恰看到的是这种精神的不足。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不断地解读、重构、消费、拆解经典成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近期新西游、新三国、新红楼、新水浒不断重拍上映，更出现了很多水煮、大话经典系列，这些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其中佳作殊少，多出于处在现代大众消费语境中的狭俗视角，随便发一通翻案的牢骚，缺乏理性的思索研究和具有深度的叩问。而刘再复先生的这部《双典批判》，恰好弥补了经典阅读的重大不足，不掩其恶、不虚其美，从文化价值和文学意义两个角度作出公允的讲述与判断，实在难能可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本文编辑 李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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