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不久，老师发给同学一份需要拿回家让家长填写的表格。里面有一项是“成分”，家人说“当然填贫农了”。可从小看动画片吃冰淇淋长大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填“贫农”。当时，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填“贫农”，我也就坦然接受了。后来，读书生涯让自己多少了解了“成分”这个特色名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我也一度认为“成分”的影响已经在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中悄然隐去，毕竟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
日前拿到林贤治先生主编的一本书，名曰《烙印》，是当年的一批“黑五类”的回忆录。写的正是在非常年代里，身份、成分的划分对个体的戕害。如果不是读这本书，“黑五类”究竟是哪五类，我是说不上来的。林贤治先生指出“黑五类”只是俗称，正式说法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更是闻所未闻了。于是不禁联想起自己对“成分”的认识。其实，在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中，“成分”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褪去，在政治生活中甚至意义不小。而曾经的“阶级成分”转变为了另一种身份的区分，总之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通过划分不同身份来确定秩序的社会中。甚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身份的鸿沟日益加深。当我生活在此间并渐渐麻木之时，读到书中那些鲜活的被成分拖累的故事，生出的又岂止是感慨。如果这些人还一直记得，我们又怎么敢遗忘？
身份：从道德区分到政治区分
人类聚集而居，就不能不有身份的区别。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秩序的构建，本质上就是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身份认定。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人类天然就有着道德、能力、性别等的区分，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有着身份的区别，并不违反人类生来在法律、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反而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所以，从孔子的“必也正名乎”，到十年浩劫中的“唯血统论”；从儒家经学语境中的“君子与小人”，到非常年代里的“根正苗红与黑五类”，其实都是一种对身份的确认和区分。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又何止天壤？从古典世界到现代世界，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身份的确认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在极权主义社会中，这种区分更是耸人听闻。
在古典世界里，以儒家经学为例，儒家构建社会秩序最主要的符号是道德。儒家的德性，并不是现代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品质”，而是更高、更深刻，是对整个天下的正义与否、城邦的治乱与否、个体的善恶与否的高度概括。对个体而言，道德必然有着高低之分，从而有着君子与小人这两种身份的区分，而君子则应风行草偃，感化小人。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正是如此；对城邦而言，有道德的城邦如商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就可以风化天下，无道德的城邦，孔子则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对天下而言，则天下兴亡的中枢，只在于天下还有没有天理良心，有没有道德正义。
所以，古典世界用道德来确定人与人的身份，并辅之以政治制度和社会教养方式，就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个社会虽然等级森严，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儒家学术来实现流动的，如科举制。演至现代世界，大革命的爆发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确立和划分身份的标准逐渐变化。人们逐渐被归于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并形成民族国家。同时，在一个以宪政为基础的国家中，身份是通过法律，也就是契约来确立的。
但是，在“黑五类”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秩序的确定和个体身份的确认，既不是通过道德，也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成分”、“血统”，二者其实都描述了一个词：出身。一方面，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分，不论他到底做过什么事情，只要他的父辈被贴上了反动标签，那么作为后代的他们根本无从选择。大舜杀掉鲧又任命其子大禹来治水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另一方面，如何来认定一个人的成分？既不是根据道德，也不是根据法律，而是被意识形态所控制。所谓“黑五类”，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在“文革”中一度发展为“黑七类”（资本家和黑帮）。其实，这些“类”都是在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先后被打入另册的。如果说在土地改革时期，成分的划分多少还有土地来做标准，那么此后的划分成分，不如说是划分敌友。从而通过一次次的划分，将意识形态纯粹化、信仰化，最大程度地净化了统治力量。常常有论者指责十年浩劫的根源在传统文化，实属误解。这种划分成分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现代病。
如果说，我们更容易从一种理论来理解“成分”对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作用，那么《烙印》则提供了这种全新秩序构建的活生生的实例。书中的回忆者，都是因为父辈的成分问题而导致命运蹭蹬。他们的父辈先后被打入另册，而他们则被排除在一个正常人所应该具有的生活之外，入团入党等政治生活自然不必说，连升学、工作、结婚等日常生活都受到排挤。自古以来，人为钱财所累，为声名所累，为情色所累，现在终于有了为成分所累，也算是一大发明了吧。
命运：他们的记忆
《烙印》的编者林贤治先生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国朝历史的反思，他的精神也反映在这本书中。书的序言写于2004年，在序言中，林贤治先生自称“去年春节”开始着手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也就是说，这本书从2003年开始编辑，2004年就组稿完毕，却直到2010年才得以问世。这样长的周期，个中缘由不难理解。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不在中国”。其实，这个句式可以套用的又岂止一个敦煌？同样在序言中，林贤治先生表达了编辑这本书的缘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P3）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口述史、回忆录第一次集中提供了那些“黑五类”的鲜活人生，这当然有很高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在这本书津津乐道于“历史”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我幼年时填写的那个“贫农”，而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若干年了。也就是说，这种以“成分”来确定秩序的方式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也许人们不再关心谁出身是否为“贫农”，但要从事政治这一被古希腊哲人认为是人类最应当从事的有意义的活动，却仍需加入组织接受政审；也许人们不再如当年认为“卑贱者最聪明”，但“笑贫不笑娼”、“赢者通吃”、“马太效应”等现实，是否也提示着人与人之间早已出现了另一种鸿沟；也许网络极大地改善了舆论环境，但信息时代的来临却让《1984》的恐怖主义似乎提前到来。总之，古典世界中根据道德来构建社会秩序和现代世界中根据契约来构建社会秩序都仍然是镜花水月。而“黑五类”的命运或许已经转移到被新的“出身”、“血统”等新“成分”所戕害的现代人身上。
历史意义毋庸多言，在这些宏大意义之外，我感到的还有刺骨的绝望。也许这也是编者编辑《烙印》的初衷之一吧。正如我在文章开头写到，我对“成分”的印象并不深刻。而从《烙印》书中所编选的文章来看，有一批人比如孙郁、赵园等人，或者因为保持了理想主义而不懈努力，或者因为机缘巧合赶上了高考和出国，或者因为平反后父辈的声望犹存，他们总算是做出了成绩，尽管他们的心灵已经伤痕累累。但是，其实有大多数人因为被铭刻的身份而不得不被命运选择，从此随波逐流，丧失掉了本该拥有的一切。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也有相似的不幸。
翻看书中编选的回忆，主角们当时大都是初中生。他们在那些岁月的心路历程是高度一致的：渴望进步——父辈被贴标签——不理解——理解——反抗或麻木——绝望，一言以蔽之，走向绝望。他们的差异，无非就是下放劳动的地方不同、时间不同、强度不同而已。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不仅再也无法重新来过，而且长期贴在身上的“成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正如这本书的书名，那是他们永远的“烙印”。
烙印，就意味着他们至今没有忘记。
如果当事人都没有忘记，我们是否敢于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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