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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0年11月07日 星期日

    陶铸关爱文化人士拾零

    黄团元 《 博览群书 》( 2010年11月07日)

        主政广东多年,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务的陶铸,享有党内“才子”的美誉。即便不熟识他的人,也可从《赠曾志》、《松树的风格》等诗文中,感受他的才华和道德情操。“高山流水识知音”,陶铸也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以容庚、陈寅恪、章士钊为例。

        容庚担任过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教授,是文字学家、书画(法)家、收藏家、文物鉴赏家。日寇侵略我国时,大量的珍贵古物外流。容庚变卖家当,耗尽工资,购回了许多珍贵的古(文)物。

        容庚口无遮拦,秉性刚直。新中国成立之初,容庚上班或开会,常说“我到党部报到”。“党部”一说,可是国民党“专利”!可是容庚屡教不改。他还经常幽默地诠释“考古”:“考古考古,一半靠‘考’,一半靠‘估’!”他的这些“反动言论”和戏谑学术,在屡次开展的政治运动中,注定挨整!而且,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那时被鲁迅点过名的人,就不是好人。容庚在劫难逃!

        然而,在陶铸的保护下,容庚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并未遭受大难。中山大学还专门腾出一间教室,存放容庚购置和收集的青铜器、古字画等藏品。不久,容庚被陶铸被新社会感化,慷慨地将他的珍稀文物捐给国家。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筹备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攻击新中国。会议拟请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作反共发言。周恩来得知后,嘱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找人给钱穆做工作。熟识容庚的陶铸立刻想到钱穆和容庚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同事,便请容庚出面。1956年秋,容庚赴香港和钱穆叙旧话新。后来,钱穆虽然参加了那次“国际学术会议”,却没有发表攻击新中国的言论。

        1957年“反右”,容庚没被打成“右派”,但还是于1958年下放农村,去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陶铸便专程到东莞看望容庚。省委主要负责人屈身茅舍,探望被称为“野马”、“鬼锁”的容庚,使得容庚的恶劣处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如果说陶铸对待容庚“粗线条”,那么,他对于陈寅恪,可称得上体贴入微。

        陈寅恪学贯中西,又精通多种文字,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陈寅恪虽然博学,但他谨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连全国政协拟他担当政协委员,他也不感兴趣;再如1954年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提的任职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当所长就是了,可偏要讲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言论!

        陶铸对这位“国宝”级的学者,时时处处袒护照顾。1954年,中山大学一个负责人在会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陶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这个负责人,并要他向陈寅恪赔礼道歉。陶铸看到陈寅恪住房小,书籍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当即通知学校全部给他妥善解决。

        1956年,陶铸在广东省高教工作会议上,公开为陈寅恪“说话”:“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

        由于陶铸“过问”,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山大学对陈寅恪的生活给予重点照顾。听说陈寅恪睡眠欠佳,陶铸设法为他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陈寅恪视力差,陶铸指示中山大学在陈寅恪的院子里修筑一条白色水泥路,好让他在上面行走安全;陈寅恪爱听京剧,1962年4月,陶铸参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时,买下落地式收音、电唱两用机,送给陈寅恪。最动人的要数1962年7月,72岁的陈寅恪意外右腿胫骨折断,陶铸特批三名护士,24小时轮流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的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难有二例!

        本来,中央领导人也很关心陈寅恪,但如果没有“父母官”陶铸的无微不至,目盲足膑的陈寅恪不说完成辉煌著述,就是生活也难乎维继。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后来对朋友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陶铸关爱文化人士,连“顽冥不化”的章士钊也对他赞誉有加。

        章士钊任过北洋政府高官,梁漱溟称:“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章士钊也做过好事。譬如1920年毛泽东等人组织湖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章士钊发动社会名流捐款,将两万银元交毛泽东作为经费。毛泽东后来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

        1957年,76岁的章士钊抵达广州。陶铸请章士钊到“大同酒家”吃饭。他俩都是湖南人,乡音亲切,口味相似。加上陶铸读过湖南省立师范,上过黄埔军校,文史方面堪称章士钊的“知音”。故此,餐桌上的章士钊兴致盎然地讲起窃国者袁世凯、洋务派张之洞;从古到今,由北到南,指点江山,纵论天下。

        也许是年岁已高的缘故,尽管陶铸没让章士钊放量豪饮,但随着他说话重复,声音逐渐变小:他居然伏在桌上,发出鼾声!

        陶铸见了,向身边人摇摇手,轻轻脱下衣服,盖在章士钊身上。示意服务员停止上菜后,便从提包中拿出文件批阅,等待章士钊醒来。

        章士钊后来追忆这次“难为情”的宴请,作过一首题为《大同酒家会食后呈陶铸省长》的长诗。他在诗中写道:

        “广雅镇南洋,张宴款项城。举箸辄睡去,项城夺帽行”。

        “广雅”指张之洞。因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办过“广雅书院”。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项城”指代袁世凯。后两句是说:张之洞宴请袁世凯时睡着了,袁世凯愤懑离去。

        “人身非文章,难言老更成。病至失自控,一瞚万象更”。人生不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瞚”指时间短暂。张之洞长袁世凯22岁,章士钊大陶铸27岁;嗜睡是老人“失自控”的生理现象。章士钊为张之洞辩解,更是为自己开脱。

        “吾乡长沙公,钢成百炼精。骤然施一愿,设鲙浩纵横。吾亦偶瞑坐,人语渐不莹。持况南洋宴,宾主不同程。宾妄主绝怜,戒人勿我惊。生平此仅见,惫矣难为情……”“吾乡长沙公,钢成百炼精”指代陶铸。袁世凯见张之洞睡着,拂袖而去。陶铸见“吾亦偶瞑坐”,却“戒人勿我惊”。章士钊运用对比手法,夹叙夹议地贬袁颂陶。

        章士钊历经沧桑,交往众多,如他用名“孤桐”一样,清高孤傲。他终生用文言写作,作诗填词生僻晦涩,从不轻易改变本性。此诗以实写“此辛丑年事”袁世凯傲视张之洞起笔,却用“生平此仅见”颂扬陶铸结尾,可谓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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