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家里有学者家都会有的东西：顶天立地霸占一整堵墙的大书架、复印的港台版书、凌乱的书桌书稿等，但他家还有几样一般学者家不多见的东西：梭镖、跑步机、围棋盘边上的大瓶可乐。
所以，他会做一般学者不会做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出很不像学术著作的畅销“学术著作”，点名骂人，亲密拥抱市场。我手里拿着他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敲门。张鸣开了门，核实了身份，将我延至阳台上的围棋桌前，便开始说：“我吧……”我瞪着他，有点傻了。我的手还插在包里，笔、纸、录音笔一样都没拿出来，一句开场白都没说呢，他已经说完第一段“家世”，开始第二部分“童年”了。
天生一个倔强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开始在东北北大荒垦荒建农场时，一对江南上虞的国民党俘虏夫妻便被发配过去。在全国大鸣大放那一年，他们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张鸣”。这个以“鸣”为名的孩子在农场出生和长大，有着还算快乐的童年回忆。小时候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到处迁徙，天高地阔，管束又少，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张鸣是野生的、放养的，小时候蓄着的一股子蛮荒之气，一直留到今天，从骨头缝里嘶嘶地往外漏。
“文革”前夕，一家人回到农场。刚开始上小学、学文化，文化就“革命”了。张鸣当时9岁，小家伙开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天天去学校，但不上课了，烧书玩儿。但很快他就觉得不好玩了。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儿，一个孩子，刚开始会看书，就没书可看了。他感到了饥渴，到处找书看，倒是因祸得福，反而看了不少书。
两年后的1968年，父母双双被关起来了。张鸣和大他4岁的哥哥两人在家，独自生活，活得很艰难。不仅是两个半大的男孩要管柴米油盐，而且作为“地富反坏右”贱民，会被别的孩子追着打。对于制度性挨打，哥哥的态度是受着、忍的、躲的，可张鸣不，这孩子性子倔，脾气大，想法还老跟别人不一样，天生的离经叛道。谁骂他，他一定骂回去，谁打他，他一定要打回去。有时候被打得厉害了，嘴巴都肿了，张不开口，吃东西只能一点儿一点儿往小缝里塞。饶是这样，下次碰到挨打，照样还是还手，一点儿不怯，就是不服。后来别的孩子也就“懒得”打他了，因为知道他每次都反弹，而且都不要命，镇压起来也不容易。所以，挨打多的，还是哥哥。
张鸣去监狱给父母送东西，看守纯粹是为了取乐，要张鸣表态，骂自己的爹妈。威胁要揍他、抓他、告发他，都没用，张鸣不干，就是不干。看守们不高兴了，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倒也没揍他，但把他的表现告到了学校。学校正好有一个出身好的老师当家作主是革委会主任，本来就出于革命义愤，看不起张鸣。这一来正好，理所当然就将他开除了。张鸣倒也无所谓，就天天在家里待着，给哥哥做饭，送哥哥上学去挨打。
过不多久，开除他的革委会主任也被发现是“中右”，靠边站了，学校换了管理人，张鸣又回学校了。其实回不回也没什么区别，上课都在瞎闹，能记住的就是劳动，少数爱看书的自己交换书看。闹哄哄、懵懵懂懂地长大，直到一架飞机坠毁。
那时候的学制，是从小学到高中九年制，张鸣八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林彪事件。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觉醒的契机，国家形势有所缓和，学校突然开始抓教育了。张鸣平生第一次参加了考试，感觉很新鲜，也很开心。成绩好的人是向往考试的，可惜这也是张鸣求学阶段唯一的一次考试。国家很快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而且在这一松一紧的过程中，有些重要的变化发生了。
气氛宽松的时候，张鸣跟着说了些话，这些言论到了气氛紧张时，就成了大问题。1974年，黑龙江农垦建设兵团四师对张鸣的错误言论进行全师通报，这个17岁的少年被整得很惨，不堪回首的批判和批斗，家里也受到了牵连。张鸣为此自杀过，还不止一次。他尝试了很多种自杀办法，居然都没死成。他也就烦了，豁出去了，“老也死不了，那就不死了”，之后他再也不想死了，他还非要活得滋味起来不可。
学农机时对历史来了兴趣
知青大规模返城之后，兵团出现了空缺，一个兽医的位置被张鸣填上了。不久，中国迎来了1977年高考。张鸣自然去参加了，但他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不让录取。第二年他再考，分数高出录取线老多，但是在“限制录取”之列。他延续着养猪和兽医的人生轨迹，识趣地报考了两个学校，其中一个“东北农学院”的招生简章上有畜牧兽医专业，实际上却不招，可见当时招生有多乱。就这样，张鸣别无选择地进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却调剂到了农机专业。
那所现在已经迁移到大庆的农垦大学，坐落在山窝里，三面环山，校门外是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用张鸣女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独立村，不过以大学的形式存在。从这以后，张鸣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村”里，读书、教书、成长、成熟、结婚、生子，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多年。
大学的专业是农业机械。张鸣倒不太失望。他当时的志向是当作家，对于文学青年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经历、是写作素材，干什么都可以的。
大学四年，张鸣成了乖孩子、好学生。张鸣的课上得很辛苦，每天从早到晚8节课，一堂都不拉下，晚上写作业、上图书馆，从不惹是生非，成绩一直在年级排名靠前，最后的平均分是89。
其实他对自己的专业不喜欢也不投入，也会消极对付。他还记得制图课的作业就是抄的，但总的来说没得选择，也没有多少闲暇思考“人生方向”，天天都忙着上课。动乱刚过，学校里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劲头，紧张追回时间，这感觉不错。
就是从那时候起，张鸣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他每天到图书馆去读《资治通鉴》，一直看到闭馆。后来连图书管理员都被感动了，破例允许他借回宿舍去看。他大学期间读完了全套20大本的《资治通鉴》。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朝一日历史将成为他终身从事的专业，而且还会“遗传”给他的宝贝女儿。
1982年张鸣毕业，有两个选择，是回农场当技术员，还是留校教党史，这是一个问题。张鸣很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刚参加工作，他就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一年，这是他与人大结缘的开始。其实旁听经历是让人失望的，张鸣不觉得那儿的党史教育吸引他，不久便流窜到各校胡乱旁听去了。但这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他从北京回去后就想考研了。
上学与上班的交替
张鸣总结自己，“上学的时候都乖，上班的时候都叛逆”。之所以走到哪里都是刺毛头，都叛逆，是因为他酷爱自由，也非常在乎尊严。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是被侵犯尊严，被强迫干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以及不人道行为。偏偏他追求的价值——自由和尊严——恰恰是时代最稀缺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另类。放眼当今世界，有钱人不尊重穷人，上级不尊重下级，只要能支配你，就能随便凌辱你，家长对孩子的爱，也是侵犯和凌辱式的。张鸣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了，说，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专制制度，而且是专制文化深入骨髓，连自称“自由主义者”都压制别人，一旦大权在握，也不定干出什么事来。从一个人对异端和荒谬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张鸣其实也能妥协，也能与人合作，但一旦碰到他的底线，就一定会反抗，会爆发。这时候就不在乎面子了，学术会上他会直言不讳给人难看，但那是针对学术、不是针对个人。别人也可以这么对他，他并不以为冒犯。难怪有人说，张鸣的性格像美国人，虽然他没有一点海外背景。
在工作岗位上，张鸣与同事的相处时有摩擦。他是大学生，同事都是工农兵学员，彼此看不起，价值观也不同。1985年，张鸣考取了人大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不是他喜欢的专业，但是当时他在做党史教员，别无选择。
对他来说，考研是件颇富挑战的事情，原因说起来很奇怪：他从来没有上过文科的课，比如从小学到大学，没上过一节历史课。所以考试的题目他都会，却不知道该怎么答。蒙了好些，好歹算蒙上了。
从表面上看，从北大荒到北京来读研究生，并没有真正改变张鸣的命运，对大学失望的感觉不减反增，他感到失落和迷茫，有一段时间整天看武侠小说、下围棋，无所事事。后来自己都觉得这样不行了，改邪归正又天天去泡图书馆，像牛一样地看书，精神面貌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时候，张鸣放弃了作家梦，正经想当学者了。但当时整个国家的文化环境并不能让张鸣振奋和激动。1988年所谓的“文化热”中，人人都在侃老庄、易经，不懂装懂，说得玄乎其玄，张鸣觉得这样特没劲，毕业后又回了八一农垦大学。这个地方闭塞，但安静，张鸣带了好些传统文化的书，他准备好好读一下。
回到单位，他再一次发现自己与单位的磕磕碰碰很多，作为学校唯一的研究生，别人都不敢惹他，而他的叛逆劲头儿也暴露无遗而且蒸蒸日上。他所在的社科系开会时，领导在上面发言如果太官样，他会直接叫头儿闭嘴，别废话了。
更重要的是他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深刻感觉到了没有交流的痛苦。他的目光再次瞄准了外头的世界，准备考博士。但是单位不准考，这事便搁浅了。张鸣一日日熬着，直到1994年单位领导换届，趁着工作交接的混乱之际，张鸣的报名被批准了，这时候的张鸣，已经年近40，考试的冲劲远非昔日可比，为了保险，他还是报考的人大。
人生终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读博期间张鸣算是正式进了学界，他开始给《读书》写文章。第一次发表似乎是讨巧，他写的是驳斥别人的文章，很快就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那么七八年的时间，他每年都在《读书》上发两三篇文章，考虑到那个年头《读书》杂志在思想、学术和文化界的地位，张鸣的成绩是惊人的。
博士毕业后便留校工作了，开始在党史系，2002年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成了政治学系。有那么几年，他很安分，自己写文章发表，上教授也很顺利。他照例还是很牛气，述职那天，背着一编织袋的文章进去，往桌上一倒，杂志期刊哗啦啦流得满桌子都是，他很耍酷地一句话没说，倒完就出去了。成果多，没的说，他就上了。当然，据说也是他运气好，捡了个便宜。因为两派人都要晋升自己的人，互相掐上了，反倒让张渔翁得利了。后来，他当了政治学系的主任。
在市场里获得认可
系主任到底还是跟院长干上了，后来因为萧延中没评上教授，张鸣为之鸣不平，矛头直指院长。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大教授“离职风波”。
我问，你想过后果吗？他说，是，大不了被开除，当自由撰稿人，生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他算着被开除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不过，张鸣说，领导不支持，他另有“后台”和靠山，那就是市场。市场不等于粉丝，粉丝是无条件挺偶像的。张鸣自称没有粉丝，但是会有支持者，如果哪天他说的不对了，他们就不支持他了。张鸣的底气在于，他有思想，他说的是对的，而且他比别人说得好。这样就有了市场，让他说了话会有收益，所以有底气。张鸣说：可靠的是市场。如果没有市场了，他就死路一条了。
但张鸣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在市场里生存的问题，还有更高的意义。在一个纷繁的时代里，当然会充斥很多声音，但至少，张鸣是其中之一，他没有缺席，没有沉默。这些年来，他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一直不停地“鸣”，批评教育行政化、批评本科教学评估。他说，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要敢于批评，要启发民智，有没有用先不管，这是责任，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于历史，张鸣强调“文笔要好”。因为历史不同于别的纯学术，普通人也会有兴趣的，历史也是要人看的。他看民国时的人文章写得多好看，可他的前辈写的论文何其枯燥乏味。张鸣痛恨那些学术八股。著作一开头，为什么非要有个“研究综述”，爬梳以往的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是需要的，但不该因此就成为定式。
张鸣自称做历史从学术上是很传统的。他必然先看材料，看得足够多了，再写，从不观点在先，为观点找材料。他只是不接受学术八股的形式，也不能容忍学术缺思想，没生命关怀。他坚持学术和生活要有交融，不能做死了。这些果然都是很传统的观点。
在学问方面，张鸣有他的骄傲。他看好自己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和《北洋裂变：军阀和五四》。“100年不敢说，但再过50年，肯定还有人看我的书。”张鸣说这话时，眼睛一点儿不眨，语气也平淡，像在讲一个常识。他说自己的学问肯定不如民国的学者，但他对人的透视不输于他们，自己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是他们没有的。他以前总觉得自己倒霉，现在发现还是幸运的，毕竟出来了，赶上了时代的市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勤奋。现在学界的很多人不用心做学问了，做出一点成绩后就坐享其成了。张鸣不，他一直很勤奋。
说到“勤奋”，张鸣抬起上臂，向我展示他的两个胳膊肘，灰黑一片，居然都有茧。张鸣说，他脊椎有问题，坐着看书不能持久，只能趴着看书。中午的阳光照在棋盘上，也照在张鸣那张不驯化的脸上。他说，现在的世界多没劲呀，大家都那么功利，那么物质，好玩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这么叹息时，围棋很寂寞地散落着。我想，这个“鸣”个不停的、找不到棋友的、有盔甲般胳膊肘的人，是可爱的。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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