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字会说话

    《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张双智编著，学苑出版社2010年7月版，590.00元

    近来，我翻阅张双智所编著的上下册、100万多字的《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感觉这部资料的出版意义很大，颇有价值。

    藏学是国际性的显学，涉及到西藏历史、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西藏问题”。但是西方学者和媒体看待西藏历史和现实长期存在支持“藏独”的一边倒的舆论，以及近年来境内外分裂势力编造的民国以后“西藏独立”的种种谬论，使西藏问题备受关注。

    从历史上讲，西方人有关我国西藏的认知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主义知识之中，20世纪初欧洲民族—国家的理论呈现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简单的政治原则，那种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统一的国家，反而被看成是帝国式的。当西方的民族、国家、主权领土观念“弘扬”之时，那些存在中国千百年的传统的政治模式就被强行“异化”。例如，西方界定明清中央王朝与西藏的臣属朝贡模式为“供施关系”，西藏仅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中国与西藏是名义上的“宗主”关系，而不是主权关系。这是建立在汉族、藏族种族区分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扭曲了中国与西藏的传统政治隶属关系。这是一种人为塑造的理论体系，由此形成了西方的中国观和西藏观：中国不是正常的“民族国家”，“西藏自古就是独立的”。

    从现实上讲，随着中国的强大，当今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法上，西藏地位是明确的。但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在或明或暗中，始终想否定中国拥有西藏主权这个事实。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早已过时，当今世界政治主流话语是民主、人权、和平、自由、环保等。但是，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华民族的政治图谋，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西方一些大国的惯用手段。海外“藏独”分子投西方所好，不仅在历史上打出“民族主义”旗号，还以宗教自由、文化传统、人权、非暴力、慈悲、与世隔绝表述西藏的历史，激起西方社会的共鸣，闭口不谈西藏农奴的悲惨。由此，西方社会想象西藏是一个和平、自由、平等、慈悲，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乌托邦，中国是一个不讲人权，破坏西藏文化传统、宗教自由的“很坏”的国家。这就从历史和现实上塑造了一个“与生俱来” 就“独立”的“西藏国”。

    不管西方人了解西藏有多少，却表现出非理性的认知和热情，政治立场颇为坚定。这与其说是西方人关心西藏，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关心自己的利益，由某些大国的政治力量操纵舆论和组织活动，支持西藏分裂主义，使得西藏问题“国际化”，构成了中、西方社会理性对话的巨大障碍。

    回击不公正的最好方法是用事实说话。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清醒地找到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学界利用丰富的汉文档案文献史料，是西方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是回击西方“神话”西藏历史的强有力证据。作者编著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和文献中，作者选辑近二千种（条），参照我国传统史书“会要”体裁，而多有变通，为了适应现代读者需要，采用了一些书刊编撰惯例，以朝代为序，分为元、明、清、民国四章，大体囊括了近七百年间历代中央政权治藏政策法规，主要内容包括元代尊奉和保护藏传佛教；建立帝师制度，以教辅政；联姻封王；蒙古宗王受命领吐蕃；设立宣政院作为管理吐蕃及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央政府直接处理吐蕃重大事务；设治建政，委派官吏；帅臣以下，僧俗并用，军民通摄；清查编户纳入国家统一管理。明代“多封众建”，册封三大法王和五王；建立朝贡制度、“差发”制度；设置僧录司、四夷馆、驿传，分别掌理涉藏事宜。清代订立《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强化行政立法；法定西藏行政区划；设置理藩院主管藏政；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主持藏政；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整顿并法定官制；建立朝贡与赏赐制度；敕封达赖和班禅；创立金瓶掣签制度，中央政府掌控西藏宗教首领的选任权；派驻官兵，整编藏军；辟治交通和加强台站建设；整顿和加强财政经济管理；减轻乌拉与租赋；严守国门与加强边政建设等等。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治藏政策法规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承下来，它的产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治藏政策法规能够产生的历史渊源。作者忠实地辑录这些档案文献，以此雄辩地说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以来对西藏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这一基本事实。千年文字会说话，这正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知识”可以控制人类的思维、行动，成为影响他人的力量。作者正是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知识的构建，不仅原汁原味地辑录档案，还根据多年研究心得体会，概述各章主要内容及政策法规的得失和历史意义，按问题分类编选，阐发观点。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历史研究就是找出这些规律并加以记述。研究，需要尽可能掌握全部资料，了解全过程，找出规律。而记述则是要首尾俱备，条分缕析，脉络清楚，这样才能让人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作者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藏传佛教。我们不仅仅要解决现实的西藏所面临的问题，而且要解决西方人心中“过去的西藏”问题，解构他们理想中“神话西藏”。西方学者在面对这些基本的档案文献时，应该正视它们的存在，理性地思考“西藏问题”，听听中国知识分子建设性的声音，这也有助于中西方就当前现实的“西藏问题”展开冷静的对话。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   陈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