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翻阅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资料，心中忽然响起《荆棘海》的旋律。在这首悲凉而决绝的歌中，鬼束千寻反复吟唱：“即便是荆棘海我也能走过，哪怕它是错误的错误的。”透过岁月的烟霭，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勇敢的改革者，正在荆棘海中艰难穿行，即便事业上获得某些成功，也往往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改革日益深入的今天，回望品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或许仍然不无现实意义。
何谓改革
在讨论作为历史事件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改革”的含义。此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皆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自此以后，“改革”遂成习见之词，而且其词义越来越宽泛，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均可称之为改革。不过，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既可用于革故鼎新的正面场合，也可用于变好为坏的负面场合。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就体现了这种趋向：“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不过，今人所言历史上的改革，所用显然并非上述宽泛的词义，而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对于这种形式的历史事件，今天概以“改革”称之。具体到某次事件，则或称之为“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或称之为“新政”，如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或称之为“改革”，如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这些称谓，有的当时就有，更多的则是后人所加。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说某人“变法”，也未必就是正面评价。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正因为“改革”含义宽泛，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其范围相差悬殊。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大，几乎是“江山代有改革家”；也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窄，认为真正称得上改革的事件没有几次。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纷纭。比如，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佳，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史上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改革家。再如王莽新政，有人说是“托古改革”，有人说是“复古改制”。又如张居正，多数人认可他是改革家，但也有人说他的政策并无新意，算不上改革。即便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以为据。如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今人称之为“改革”或“革新”，他自己却说是“修旧法”。
事实上，要给改革下一个严谨、周延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更不可能提出一套量化指标。我个人的意见，是“允执其中”，既不要限得太死，也不要放得过宽。大体说来，凡是针对旧体制弊端或危机局面，提出成系统的变革或整顿方案，付诸实施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改革，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是成是败。同时需要注意，似应对“改革者”和“改革家”有所区分，凡在某些方面有所整顿和变革者，都可以说是改革者，但不一定够得上“改革家”。否则，“改革家”将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矣。
谁来改革
改革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从改革的原初推动力看，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君主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君主的发动或支持，就不可能出现改革。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全部都是自上而下，即由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发起和推行的。平民大众没有推动改革的途径和机会，当他们忍无可忍时，只能揭竿而起，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
虽然均由统治阶层发起和推行，但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君主主导型。春秋战国时期，不少诸侯国都进行过改革，其中有些就是由君主直接推动的，赵烈侯、赵武灵王的改革即是其例，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王莽篡汉自立后进行的“托古改制”，也完全由他自己主导，改革涉及土地制度、奴婢政策、官僚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但均以失败告终。北魏孝文帝改革，更可以说是他“一意孤行”的产物。迁都洛阳、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实行班禄制、均田制等，每项措施都遭到不少鲜卑贵族的反对，但他毫不动摇，以严刑峻法对待反对者，连太子元恂都被处死，这种坚定态度保证了改革的成功。
二是大臣主导型。这种类型的改革为数较少，只有在君主孱弱或年幼时才可能发生，主政大臣实际上是窃取或代行了君主的权力。如三国曹魏后期，上承曹操之余绪，继续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其时权臣司马懿父子相继主政，魏帝只是他们手中的傀儡。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是此种类型的一个典型代表。明神宗即位时，年仅9岁，不可能亲自处理政务。张居正挤掉高拱、升任首辅后，在皇太后李氏、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支持下，对吏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君臣合作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此种类型占有绝大多数。先秦时期的众多变法，大多都是君臣合作完成的。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秦孝公与商鞅通力合作的结果。秦孝公本身就有强烈的变革意识，他登上王位后，颁布“求贤令”，商鞅自卫入秦。商鞅先向秦孝公陈说“帝道”、“王道”，秦孝公很不以为然。商鞅遂改说“霸道”和“强国之术”，结果深契秦孝公之心，于是秦孝公全力支持商鞅变法，为秦国跃居“七雄之首”奠定了基础。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宋神宗登上皇位后，深感“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当他看到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后，立即召见并予以重用，从而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场改革运动，可惜以失败告终。清末的戊戌变法，也是在富国强兵、洗刷国耻的愿望下，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共同推行的，但因光绪皇帝并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改革迅速被慈禧太后扼杀。
概而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必须与最高权力相结合。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者往往会采取措施强化君权。以王安石为例，宋代本来已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而王安石却鼓励皇帝独断专行，钳制舆论，将监督政府的监察机构变为政府的附庸，失去了应有的制衡作用。明代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因皇帝年幼，便借强化君权以强化阁权，为了堵塞朝野的议论和批评，甚至将士大夫聚会讲学的书院全部封闭。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他们的做法强化了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未必合乎时代潮流。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采取这些措施，改革恐怕更难推行。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悖论吧。
为何改革
改革的发生，决非某个人或某些人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果拉近距离观察，由于历史条件千差万别，每次改革的具体动因都不相同。但如果把视距拉远一些，就会发现很明显的共同因素和趋势。大致说来，中国历代改革的深层动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在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试图通过深层次的制度变革破除这些阻碍，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二是在政治统治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候，试图通过革故鼎新的振刷整顿，以挽救或缓解危机，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种区分并非绝对性的，不少改革兼有两者的因素，要根据其主要倾向加以判断。
战国时期各国发生的改革，基本上都属于前一类。这是因为，从内部情况看，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推广，私人开垦的田地日益增多，地主土地所有制日益壮大，行之已久的井田制很难继续维持下去，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从而产生了改革的内在驱动力；从外部情况看，周天子的权威已然衰落，各国之间争战不已，强凌弱，众暴寡，要想屹立于诸侯之林而不被他国吞并，甚至向外争雄称霸，就必须采取措施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产生了改革的外来驱动力。在这种局势下，各个较大的诸侯国纷起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连仲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其中商鞅变法最为深刻，最为彻底，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最大。
秦汉以降，此种类型的改革较为少见，北魏孝文帝改革可算一次。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原本生活在塞外，后趁中原大乱进入塞内，并逐渐统一了北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魏统治者未能很好地吸收汉族文化，而仍用落后方式统治各族人民，致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缠，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起义频繁发生。而北魏都城僻在一隅，也不利于控制中原。孝文帝毅然推行改革，就是为了适应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加强中央集权，以稳固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清末的戊戌变法，也属于此种类型的改革。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朝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戊戌变法遂应运而起，以图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自汉到清的绝大多数改革，都属于第二类，即在政治统治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提出一些整顿和革新措施，以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如王莽新政，就是在西汉统治“盛极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最大的社会矛盾，是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蘖生的奴婢问题，所以王莽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试图恢复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北宋中叶，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十分严重，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局，百姓负担很重，土地兼并盛行，社会矛盾尖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试图缓解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明代中叶，皇帝大多懒于理政，宦官专权屡次出现，官员队伍腐败日深，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财政长期入不敷出。针对这些问题，弘治、嘉靖、隆庆年间都曾进行整顿，张居正改革为其继续和高潮，其重点在严格考核，压缩支出，以提高行政效率，缓解财政危机，增强军事实力。
两相比较，前一类改革更加深刻，其措施往往关乎政治体制甚至社会形态的重大改变；而后一类改革一般都未触动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只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做些修补和完善。
怎样改革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顺利进行，获得成功，必须顾及多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改革必须切合实际。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例证，是王莽新政。王莽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经学家，但他对儒家经典不能活学活用，而是食古不化，“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他虽然看准了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存在的问题，但却不能开出对症的药方，推出的各项措施一味模仿古人，严重脱离现实，背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规律，结果不但未能缓解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反而加速了农民起义的爆发。与王莽沉醉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改革家，都对现实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推出的改革措施也有较强的可行性，从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改革必须循序渐进。改革往往要牵涉到多方面的利益，并可能引发新的矛盾，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有目标、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如商鞅变法就分两个阶段进行，前后经历了20年时间。第一次变法的重点，是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什伍连坐法、奖励耕织等，实行之初，“百姓苦之”，皆言不便，但3年过后，“百姓便之”，“秦民大悦”。在此基础上，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重点是推行郡县制、为田开阡陌封疆、统一度量衡、制定法律等。可以看出，第一次变法主要是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第二次变法则对政治结构、经济体制、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这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做法，有利于变法措施的消化和落实，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与之相反的是戊戌变法，百日之内，诏令连颁，既不区分轻重，也不讲究次序，看似狂风骤雨，实则难以落实。
其三，改革必须用人得当。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用人是否得当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虽然认识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但却不善于识人用人，所倚任者多为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在这方面，张居正就比王安石高明得多。他提出用人六原则，即“毋徒炫于虚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生平”、“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任用了一批很有才干的官员，如让张学颜主政户部，让戚继光、王崇古等分镇北边，让潘季驯治理黄河，这些人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能像管仲那样一帆风顺，或像孝文帝那样基本成功者，并不多见。大多数改革都遭遇了挫折或失败，如商鞅变法是政存身败，张居正改革是人亡政息，王安石变法是半途而废，戊戌变法是昙花一现。若观察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身败名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吴起乱箭穿身，商鞅惨遭车裂，王安石忧愤而死，张居正死后抄家，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改革之难，于此可见。篡用明太祖的一句话说：“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新视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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