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写故人

老王擅写人物

    从古以来，写人物的好文章多矣。史传要推司马迁，轶事笔记要推《世说新语》。现代作家写人物，孙犁、张中行，我尤推重。还有一位擅写人物的王春瑜先生，我也甚为推重。

    我管王先生叫“老王”。这是20多年前，他微时我对他的称谓，现在他有了大名，我仍未改旧制。我常常回想起当年在他的“土地庙”（他给其陋居取的嘉名）里与他结识的情景，有点温馨，也有点苍凉。

    老王擅写的人物，不在历史名人，而在故交、亲人、师长、同事，都是亲密者、身边人，多数是已经故去的人物。过去读老王写人物的文章，都是散见的零篇，如《学林漫录》收入的《秋夜话谢老》，《人民日报》刊载的《望断南天——怀念谭其骧师》。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老王的《悠悠山河故人情》一书，收进了到目前为止他所写的所有怀想故人的文章。这是阅读老王这类文章的最好文本。

    老王是史学家，他写人物，有厚重的沧桑感，有结实的评骘；他又是作家，文中总透出才气，时时挥洒出绝妙好词；他有过“文革”中因“炮打”张春桥而经历的磨难，故文章风格有骨力，行文中见思想。老王会看人，品鉴人物有独到的识力，能做出睿智的判断。老王记性好，常能克隆过往故人的历史细节，这使其文章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老王对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一语高度认同，他自己便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读他这本书，我感觉他的亲情、乡情、友情和爱国情，犹如旺泉，从字缝里汩汩流出。

一部“新儒林外史”

    老王写的故人，绝大多数是儒林中人，有教授学者、名家耆宿，也有三家村学究、落魄小知识分子。合而观之，仿佛是一部“新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士人的，钱锺书的《围城》，也是揶揄读书人的，可谓“后儒林外史”。老王写儒林则大不同。他尊师，真的是把恩师先哲放在了“天地君亲”后面的那个崇高位置去景仰。《师情》是他书里的一大章，写了十几位老师，既有大名家，也有发蒙老师。在为陈守实先生百岁诞辰写的文章中，他写了“献吾师”四言诗：“小子不敏，幸立门墙；辱承亲炙，恩泽难忘。师之高风，烛照煌煌；师之亮节，山高水长。”对其他的老师，他也抱着同样的敬重态度。老王也重友，《友情》在书里也占一大章。他对朋友，用土话讲，叫作“够朋友”，文雅一点说，叫作“有点侠骨柔肠”。他爱替别人讲公道话，帮人于艰难之中，对师友的滴水之恩绝不忘报答。老王对师对友，完全是一派孔孟之道。

    中国士人有许多优良传统，自强不息，求真求实，忧天下，有骨气；但也有糟糕的一面，奴性、卑怯等。老王笔下，这些都写到了。这些文字，我认为极可贵，因为记的都是史事，是实例，不是空论，不是小说家言。这是中国士人好坏传统的实证。

    士可杀不可辱，看重自己人格的士人，都会坚守这条高贵的原则。陈守实即如此。《守老二三事》记云，50年代，有位“左”的干部要陈守实交代所谓反动思想，“守老当场拍台子说：‘你就是用手枪对准我，我也不会交代！’”这很像闻一多。但这种情形，在经过若干年的政情变迁之后，在知识界就很少见了。这条材料，反映出陈先生的骨气，也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政治生态的一帧侧影。

    《忆周予同先生》记云，周先生几次在课堂上笑着说：“中华民族的特点是什么？我看是吃饭、养儿子。”闻者大笑。周先生说：“我不是随便说的。中国儒家最讲究‘民以食为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两点对中国历史影响太大了，确实成了中华民族的特点。”这本是实事求是的深刻见解，但在“文革”中被扣上“污蔑中华民族”的帽子。周先生这种语言风格其实很像鲁迅，举重若轻，片言解惑，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很好。要是扣“污蔑中华民族”的帽子，那《阿Q正传》就该查禁了。

    老王也记下了某些士人的缺点。黄仁宇先生，大名鼎鼎，抗战时在抗日名将阙汉骞麾下当过少尉排长，学术上很有成就。老王在《忆黄仁宇先生》一文里，写了与黄先生的友好交往，恰当评价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写了他的毛病。老王曾与他在哈尔滨开过一次国际明史研讨会，在会上他不谈明史，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听者甚感无味。别人反驳他的某些观点，他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吃饭时，又为一件小事大发脾气。老王说，似黄先生这般言谈举止，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从未见过，真是大开眼界。但是，当有的参会者酷评“黄仁宇简直是个兵痞”时，老王写道：“这有失温柔敦厚之旨，我不赞同。”

    在文末，老王是这样写的：“哈尔滨会议一别，与黄仁宇竟成永诀。人是复杂的。在我的片段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我非常看重老王的这篇文章，因为写的是亲历亲见，且瑕瑜并书，这才是真实的黄仁宇。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评述人物的一个范例。

笔下人物可入《世说》

    《世说新语》写魏晋人物，寥寥几笔，人物的性格、神态、思想，跃然纸上。其中尤以人物语言最能见人风貌。在老王笔下，一些人物的语言，也颇有《世说》人物语言的魅力，简直可以补入《世说新语》，可以作为“新《世说》”来读。

    尹达先生曾论“文革”曰：“文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洗澡，互相都看见了，原来你有一个鸟，我也有一个鸟！”有人说这是“恶攻”，老王则评曰“石破天惊，可以传世”。若依《世说》的分类，此言可以归入《捷悟》类。

    谭其骧先生对“左”深恶痛绝，老王曾问他对三位故人的评价，他分别回答：“左”、“也左”、“更左”。虽一二字之评，却力可入骨。“左”，不一定人不好，但如果确是“左”，也不必讳言。依《世说》，此评可以归入《识鉴》类。

    周谷城先生曾给复旦学生讲过他会见毛泽东的情景，谈及对毛的印象，赞曰：“主席生龙活虎般的姿态！于学无所不窥！”虽只二语，却描画出毛泽东当年之风神。依《世说》，此语可归入《容止》类。

    王毓铨先生是当年响应周总理号召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前，他的老师胡适告诫他：“你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我，否则你难以立足。”这是典型的胡适风格，清醒、大度，殷殷爱护自己的学生。依《世说》，此言可以归入《雅量》类或《政事》类。

    尹达先生故去，老王著文曰：“作为后辈，我要向九泉之下的尹老说：放宽心，好生安息。不要为‘左’过、整过人难过，那个年头，不‘左’、不整人的不就成了国宝？”悼文直言死者过失，实不多见，然入情入理，死者形象不降反升。依《世说》，既可以入《伤逝》类，也可入《政事》类。

    老王常记下与他交往过的一些台港人的言谈，使我们得以窥见隔膜已久的同胞的一些情状。一位台湾退伍的国军老营长对老王说：“什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根本没有的事！实际上，就是在我老家大别山里转来转去而已。”老王闻后大笑，惊其迂腐，也感叹两岸隔膜之深。此国军营长之言，依《世说》，可入《简傲》类或《轻诋》类。

    名人咳唾，常似珠玉，若随风而逝，甚为可惜。老王拾珠摭玉，让我们仿佛亲聆到名人的谈话，阅读到现代《世说新语》。

把死者埋在活人心中

    读老王怀想故人的文章，曾几度欲堕泪。为人物的遭遇，为人物的悲剧性格，也因老王那泛着淡淡哀伤的文字。古人说，读《陈情表》不流泪为不孝，读《出师表》不流泪为不忠。我觉得，若读了老王笔下那些感人憾人的情节而不为所动，至少是个情感稀薄的人。 

    顾诚先生是一位甚有成就的明史学者，老王的至交，因做学问太苦而短寿。老王曾劝他戒烟，改掉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谏言说得很重：“毛泽东也是阴阳颠倒，夜里不睡白天睡。但人家是‘老子天下第一’，你有他的条件吗？你甚至没有鲁迅的生活条件，而鲁迅活多久，你是很清楚的。”但顾诚“听不进去，继续在熬夜、浓茶、抽烟、失眠、安眠药中恶性循环”。一次开学术会，老王与顾诚同室，老王回忆说：“我夜半醒来，他还没睡着，静静地躺在床上，看上去，真是形容枯槁，他有时剧烈地咳嗽着，表情痛苦，我很揪心，但又无可奈何。”老王的这段文字，连同我见过的顾先生，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令我辛酸。其实，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像鲁迅和顾诚那样，不享受，光用功，有成就，但短寿。成就是拿命换来的！

    老王写人写得那么细致，我总琢磨，他怎么就能记住那么多事呢？记忆力好，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我想还有两条，一是老王是史家，“闻事辄录，史家之学”（文廷式《闻尘偶记》），他有记事的素养；再有，就是老王心里总装着别人。我与老王交往多年，这点是深深感受到了的。记着别人，才能写出关于别人的细腻文字。

    老王怀想故人的文章，末尾部分往往最撄我心，令我戚然、叹喟、遐想。这部分文字，大概因为是全文情绪的总括，故往往情至深、文至美，值得吟味再三。

    《送别何满子先生》末尾写道：“何老走了。据说天堂的路很遥远。我看何老未必在乎天堂。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庆幸与他的知友王元化、贾植芳二老重聚，把酒论文坛，论天下，剧谈终宵，‘不知东方之既白’。”伤感之中含着魏晋人的旷达。这种旷达，其实既是何老的，也是老王的。

    《忆周谷城先生》的末尾：“周谷老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哲人不再。是的，像一片叶落，像大海退潮，像星辰隐去，像钟声渐远，周谷老走了，走得那样平静。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永远也不会从这个世界消失。”不只是文辞美，更是境界美。的确，周谷老的大名确如悠远的钟声，不断地飘入人们的耳鼓。

    古代的谀墓文，拔高墓主，强作悲伤，透出一股迂腐气息。现代的悼词也常常透出八股气，或是竟写上“享受副局级医疗待遇”之类的文字。老王的悼亡文章则是情真意切的美文。在一篇悼文中，老王引用了鲁迅这样一句话：死者如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老王是真心想让他所写的人物能埋在活人心里的。

谈笑多鸿儒，往来有白丁

    老王虽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平民意识颇重。他对权势人物从无卑顺心态，对小人物则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老王写人物，除了写精英人物，也常写小人物，写得还很用心，文字间倾注了深情。正可谓谈笑多鸿儒，往来有白丁。

    在《韦大先生》一文里，老王写了一位乡村塾师，在1960年的饥馑年代，招待过自己一顿饭，令自己终生难忘。“桌上摆着两碗大麦片饭，一碗咸肉，一盘炒韭菜，一碗蛏干汤。韦大师娘不上桌，却一再要我多吃菜，韦先生则连连说：‘菲薄甚矣，又无酒，务望海涵。’”老王知道，“这一碗饭就得花去老两口的一天多口粮！”饭后，韦先生叹息说：“我将与草木同朽。”并做了一副自挽联贴在家中。不久便真的死去了。“他终于未能走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死亡线。”读着老王这些感人的文字，一个穷苦、善良和潦倒的乡村塾师的模样，呈现在我眼前。这是一个时代的留影！写小人物的文章，还有《哀小陈》、《新四军大哥》等多篇，都是感人的文字。

    老王何以平民意识重，尊重平头百姓？我想，这首先因为他懂得唯物史观。《韦大先生》第一句话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但人民的绝大多数，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不仅尊崇人民的主体地位，而且有意识地把平民百姓的事迹留在载记之中。他平民意识重，还应与他本身就是农家子弟有关。老王在书里详写过他贫寒的家境，这种家境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笔下的小人物形象都是有血有肉的。老王能以一介农家子弟成为有成就的史学家、作家，这让我想起杨昌济先生的一句话：“农家多出异材。” 

侠义文章侠义人

    我与老王相交多年，深感他是个有侠骨的人。什么是侠骨？就是有正义感，疾恶如仇，遇不平事敢于拍案而起。读老王的文章，常能感到一股侠义之气。 

    老王读了《王元化先生学术年表》所记的彭柏山事略以后，感慨系之，在一篇关于彭柏山佚文的按语中，他激愤地写道：“走笔至此，眼前不禁又浮现出郭猛烈士庄严、巍峨的纪念碑。可是，又有谁会为他的出生入死、军功卓著、后蒙冤而死的战友彭柏山立纪念碑呢？我看柏山还不如当年与郭猛一起战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呢！呜呼，柏山忠魂何处觅？思之不胜感喟，又何言哉。”这是在为英杰讨说法，为冤魂鸣不平。如此仗义文字，一如路遇强人凌弱，挺朴刀就上！想必读此文者都会为彭柏山的命运悲叹。

    老王曾写过一篇杂文《新编孟子》，王元化先生读后告诉老王：“正感到很闷气，你的这篇杂文，真给我出了一口闷气！”我未读过此文，但从标题和王元化的话可以想见，这必是一篇扬正斥邪的鲁迅式杂文。老王当年反张春桥，后来又写出警世文章《万岁考》，也都是他有侠骨的表现。

    老王所以有侠骨，我看与他的底色有关。他的父亲“性耿直，急公好义”，母亲“怜贫惜幼”，“曾为新四军做鞋”。（《父母碑文》）老王自然受到父母熏陶。老王家乡驻过新四军，幼年老王不仅亲身受过新四军的呵护，也受到了革命影响。9岁时他曾在抗日儿童团成立大会上讲演，并当选为儿童团文娱委员。由此可见，老王还是个抗日的“老革命”呢。老王虽非中共党员，但相信马克思主义。他曾与我说过，历史评价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些经历和思想背景，都构成了老王“泛红”的底色，构成他一生耿直、有侠骨的基础。

文化的自觉

    读这本《悠悠山河故人情》，最好能配读他的《中国人的情谊》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研究历史上中国人交谊传统和交际状态的学术著作。两书的区别是，《悠悠》全是记事，且是老王的亲历亲闻，《情谊》则主要是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和论说。老王是肖克将军主持的《中国文化通志·交谊志》的著者，在研究交谊史方面，老王是个领先的专家。读了《情谊》，我能看出，老王为人处世的许多表现，都是继承了中国人优良的交谊传统的，而且是自觉地继承的——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