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居住
上篇拉拉杂杂，概述王国维26岁之前与日本国、日本人之间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涯。之后他持续问学于藤田先生，还陆续认识几位日本朋友、同事，不再赘述。追溯远因近因之后，把焦点放回自辛亥年底起，王国维在日本京都的生活。
罗刘王三家人逃到日本后，落脚地为京都田中村。罗振玉弟弟罗振常一家也于1912年春天来到京都田中村同住。之后这几家又各自搬迁他处。那么，罗振玉及王国维在京都的几个住处，究竟位于今日京都何处呢？我对这题目很感兴趣，搜寻文献资料，整理如下：
（1）罗王田中村住处
田中村，乃京都旧地名。明治元年（1868年）以“山城国爱宕郡田中村”编入京都府。大正七年（1918年）田中村与邻近几个村一同编入京都市上京区。昭和4年（1929年），原田中村的部分被改划入左京区至今。田中村的地域范围大约西至高野川，北至一乘寺，东至北白川，南至吉田山，亦即今日京都市的田中及高野地区。
罗振玉在《集蓼编》说：“予初至京都，寓田中村，与忠悫及刘氏婿同居，屋狭人众，乃别赁二宅以居两家。”
按：京都同志社大学钱鸥教授考证，罗王田中村住处即今之“左京区田中飞鸟井町43”（《中国文学报》1993年10月）。此处位于今日的东大路通西侧一条小巷内，正好约略于北之御荫通及南之今出川通两大东西向干道之中央点，向东与今日京都大学北部校区边缘之直线距离仅两三百米。
青木正儿：“明治45年（1912）2月，余始谒王先生于京都田中村之侨寓。”（《中国近世戏曲史》序）
“终于明治45年2月上旬我拜访了王先生。顺着田中村百万遍邮局旁边的路向北走一会儿，西边有三个杉木围墙的小楼房。我想其中正中的一个大概就是王先生的家。我向里边请求传达一下，……不久有了下楼声，一个人出现在门口了。这个垂着辫子、相貌丑陋的乡下人就是挺有名的王先生。”（1937，《中国文学月报》第26号）
东洋考古学者梅原末治（1893-1983）1951年回忆：“大约（明治）45年（1912）初吧，……我到百万遍附近的田中村去看看他的家。……屋南有门，门前有东西向的小河，河上架着一座小桥。门里是庭园，之后是平房。周围没有住家，东侧有通往田中神社的路。……听说这是一位名叫外村的先生的别庄。”
按：百年之后，当地已经没有小河了。田中神社至今仍存在，主神是大国主命，大约创建于弘安年间（1278-1288年）。参道入口在御荫通上，往西走100米就可到达南北向大马路“东大路通”。外村先生，京都同志社大学钱鸥教授考证其名为“外村晃”。
神田喜一郎回忆（1951）：“田中村现在是大变了，但他家在百万遍西电车通那条路的边上吧。”
按：神田说的电车是指京都市电，是一种路面电车，经过此处的路线是东山线，就铺设于今天的东大路通上，王国维住这里时还没有电车，要到1943年才开通。神田意思是说王国维家位于这条电车路线西侧，也就是东大路通西侧。这电车现在已看不到，因为1978年就废止了。
梅原末治回忆（1951）：“我记得好像是在狩野先生家北边变电所的东侧吧。”
按：狩野直喜故居仍在，他的长孙狩野直祯还住那里。此屋与罗、王住家很近，出门走小巷转两个弯就到。据说王国维常去狩野家拜访，还会和在厨房忙的狩野夫人闲话家常。梅原末治说的变电所是京都市交通局田中变电所，设于1929年，是为了供应地面电车电力而设，于1977年废止，如今变成儿童公园的一部分。神田喜一郎和梅原末治说的都没错，外村晃别庄就夹在变电所与电车道之间。
王国维初到京都时，曾写四首七律答赠铃木虎雄及诸位教授朋友，第二首颈联及尾联：“烈火幸逃将尽劫，神山况有未焚书。他年第一难忘事，秘阁西头是敝庐。”第三首颔联及颈联：“近市一廛仍远俗，登楼四面许看山。书声只在淙潺里，病骨全苏紫翠间。”诗句透露出住家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未焚书”是指日本京都大学或泛指日本国所藏的珍贵汉文典籍。“秘阁”指收藏这些“未焚书”的京都大学图书馆，而图书馆西侧旁边就是王国维住处。
但是以今日地形地物来看，现今的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位于本部校区，在今出川通以南，东大路通以东，邻近东大路通。“田中飞鸟井町43”位于它的北方约一公里处，从方位及距离看，诗中的“秘阁”可能不是现今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在位置。
不过，北部校区邻近今出川通及百万遍知恩寺旁，有一栋“大学部图书馆”，现在由理学部使用，说不定一百年以前，刚创办不久的京都大学文科大学藏书就暂放于此栋或此区某栋校舍内。详情如何，要继续挖掘百年京大校史才能得知。
“近市一廛”的市就是指百万遍商圈。没多久王国维就搬到离市更近的地方。
（2）王国维百万遍住处
年谱长编：“（1912）4月，先生以罗振玉家人多地仄，同住不便，乃移居邻屋，常以书信与罗氏往返论学。”
本田成之于1927年8月于《艺文》发表的回忆：“清朝倾覆，先生和罗振玉先生一起亡命京都，罗先生租借了一座轩敞的房子居住，王先生则在今天成为中国菜馆的百万遍西门前独自幽居。”
按：本田成之说的“百万遍西门前”，已是王家的第一次搬迁。所谓“百万遍”泛指东大路通与今出川通十字路口周边一带，是京都大学周边最热闹的商圈，书店、餐厅、商店林立。王国维第一次搬迁住处，据钱鸥教授考证在今日百万遍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惟当今东大路通宽度大约有当年的十倍左右，拓建时拆了不少老屋，恐怕王国维住处已被拆了。
吉川幸次郎的老师，汉学者铃木虎雄（1878-1963）于1951年回忆：“来日本不久，他就从田中百万遍的中华料理店（今之“神海楼”）搬到隔一两栋的地方居住，……过了不久又搬到百万遍寺庙左边古怪的日本房子里住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迁居神乐冈，董康先生也住在附近。”
按：他说王国维去神乐冈前，搬了两次，与他人说法（一次）不同。
（3）罗振玉净土寺町住处
年谱长编：“（1913）是月（1月），罗振玉于净土寺町所建新居落成，乃迁入居住。”（但《永丰乡人行年录》系此事于1912年秋，推测应是1912年秋兴建，1913年1月落成。）
铃木虎雄回忆：“罗先生最初也住百万遍，不久搬到净土寺，就是今天桥本关雪邸附近。”
按：桥本关雪是日本大正昭和年间知名画家，其故居即今之“白沙村庄”，位于银阁寺前，庭园由关雪亲自设计，开放收费参观。哲学之道的樱花树都是他捐赠的。
罗振玉《集蓼编》的回忆：“余寓田中村一岁……乃于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建楼四楹，半以栖眷属，半以祀先人、接宾友。……取颜黄门观我生赋语，颜曰‘永慕园’。寻增书仓一所，……颜之曰‘大云书库’……日本国例，外邦人可杂居国内，但有建屋权，无购地权，乃假藤田君名购之。”
王国维给缪荃孙的信（1913年2月4日）中说罗振玉新居地址是“京都上京区净土寺町字马场八番地”。
按：1919年罗振玉搬回中国时，把永慕园捐给京大文科大学，委托内藤、狩野两博士把房地卖了，所得用来影印日本所藏唐钞本丛书。钱鸥教授考证，罗振玉的永慕园位于今之左京区“净土寺东田町1”，曾经改建为旅舍“碧光园”。但是经过我调查，这“碧光园”旅舍也成了历史名词，已于2001年（平成13年）改建成5层楼公寓，百年前样貌完全不存了。
（4）王国维神乐冈住处
年谱长编：“（1913年4月）先生移居于京都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
王国维给缪荃孙的信（1913年3月26日）中说：“半月以后，移居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背吉田山，面如意岳，而与罗、董二公新居极近，地亦幽胜，惟去市略远耳。”
按：这是王家第二次搬迁。
如意岳，位于东山群山，其西峰俗称“大文字山”，每年夏日8月16日夜晚举行“五山送火”祭典，在半山腰点燃篝火形成“大”字，其他四座山则是妙、法、大字及船型、鸟居型等图案，十分壮观，是京都夏季最重要的祭典之一。相信从王国维家应该也看得到这“大”文字。
信中所指罗、董是罗振玉与董康。董康，字授经，是罗与王好友，知名法学家、藏书家，《书舶庸谭》作者，他也避难来到京都。在神乐冈，王国维、刘大绅、罗振常三家是邻居，日后三家后人都有文章回忆当年为邻的京都往事。王国维搬到神乐冈后就此安定下来，直到归国为止。
王国维信中所谓的“市”，应该还是指百万遍商圈，那确实有点距离。从神乐冈通、今出川通路口到百万遍路口，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今日的神乐冈大约位于吉田山（西）、今出川通（北）、白川通（东）所围区域。若翻过吉田山，就是京都大学本部校区。推测王国维故居应在罗振玉住家一线向西延伸，贴近吉田山山脚的神乐冈通住宅区内。
今日尚有“左京区吉田神乐冈町8”这个门牌号码，但是属于一家名为“茂庵”的咖啡店。此店我亲自拜访过。位于吉田山山顶，隐藏于小径森林之内，僻静优雅，号称是京都最高的咖啡店，也是京都最有名气、人气的咖啡店之一。故虽地点偏僻，车辆无法到达，只能徒步登临，却不分平时假日，游客络绎上门，排队等座位是常事。此店是一朴素木造二层楼建筑，原为大正时代商人谷川茂次郎的私人茶室，已登录为京都市有形文化财产。
（5）王国维离日回国
年谱长编：“（1915年3月中旬）携眷返国，并回海宁扫墓。旋先生独赴上海。4月上旬，罗振玉亦返国，先生迎之于沪上。”“是月，又随罗振玉返日本。”这次回国是为了迁回中国作准备，先把家眷带回来，只留长子在身边。回日本后，父子俩就住在罗振玉家。
据虞坤林编《王国维在一九一六》所收录之《丙辰日记》元月初二日（1916年2月4日）：“早起收拾行李共十二件。与韫公话别。狩野博士（直喜）来送行，立谈即去。午后一时赴车站，韫公与君美、君楚、君羽兄弟三人，俱送至车站揖别，独与潜儿登车。二时四十七分开车，五时抵神户，住西村旅馆。少顷博文堂主人来送，少坐即去。旋与潜儿出，至谷香楼晚饭。归尚未七时也。”
按：博文堂是位于京都的书店，专售影印古籍，主人名原田大观。西村旅馆，位于荣町通3丁目，据说孙文曾经住过。若属实，那可妙极，王国维万万没想到在回国前夕，会住进害他亡命日本的“孙逆”也曾住过的旅店。
5日（初三）登筑前丸，十时开航。7日（初五）午后五时，船出长崎港，当晚风浪大起，8日（初六）“余与潜儿皆不能起，亦竟日不食，入夜尤甚。”直到9日（初七）早至中国近海，风浪渐平，午后二时才抵达上海，范兆经、樊炳清、罗振常及张尧香等亲友在港口相迎。
至此，王国维结束长达四暑五冬的日本旅居生活，新工作是应英国籍犹太商人哈同邀请从事学术杂志编辑工作。不过，他与日本之缘未断，1917年应罗振玉邀请，于1月份赴日本，在京都罗振玉家过春节。同年2月5日回到上海。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亲访日本了。
不过，1918年却又出现一次赴日本工作的机会。1918年9月28日致罗振玉信：“内藤博士有欲延维至大学之意，盖出于相慕之真意。渠于近数年，维所作之书无不读者，且时用维说，但虽有此意，亦未必能通过耳。”不知是王国维无意赴任、无法赴任还是内藤湖南的提议无法通过校方，这件事后来没有下文。
京都生活
王国维在京都的日常生活，大概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读书写字”。
罗振常三女罗守巽回忆，王国维在京都时，平常居家只知看书，小孩子的管教及家中事务全交给太太管理。有一次太太跟他讨论家事问题，他拿着一本书在读，没认真听太太说，回话有一搭没一搭地，把太太惹火，就要把他的书抢过来烧了。正好此时罗振玉突然登门拜访，旧日习俗男人家谈事，女眷要入房回避的，太太只好先回房，这样才解了王国维焚书之危。
翻阅年谱长编，有几则京都日常休闲与应酬生活值得一录。
年谱长编记1912年作了一首《观红叶一绝句》：“漫山填谷涨红霞，点缀残秋意太奢。若问蓬莱好风景，为言枫叶胜樱花。”罗振常长女罗庄曾解析此诗，枫叶樱花“二者皆海东胜景，各有佳处，秋士意兴萧疏，故尤赏枫叶耳。”果然，虽然王国维也赏樱，但是居京都这几年却没有为樱花写过一句诗。他举家迁至京都时，约在11月中下旬，那正是京都红叶最佳季节，“漫山填谷涨红霞”的美景，第一印象映入眼底，一定深深地震慑了他乡异客的心。
年谱长编：“（1913年4月5日）清明节，与家人游真如堂，循东麓下，至安乐寺，时樱花初放，兴尽而归。”真如堂本名“铃声山 真正极乐寺”，是天台宗比叡山延历寺麾下寺庙之一。位于白川通西侧，是京都人秋季赏枫私房景点。由此寺向东，下坡，穿过白川通、鹿谷道、哲学之道，即可抵达安乐寺。
“住莲山 安乐寺”属净土宗，邻近鹿谷旁山麓下，离谷崎润一郎、内藤湖南安葬的法然院不远。此寺曾在1206年发生一件悲剧，当时后鸟羽上皇的宠妾松虫姬及铃虫姬偷偷来此皈依任住持的住莲上人及安乐上人，剃度出家，上皇知道后震怒，将两位和尚斩首，把他们师父法然上人流放外地。这是800年前的往事，如今的安乐寺是处幽静伽蓝，春天的樱花、杜鹃，秋天的红叶都可观，惟只在春秋两季特定时间开放参观。王国维选在清明节走真如堂、穿越哲学之道到安乐寺这条赏樱路线，正好是京都樱花灿烂绽放的佳美时节。
“（1913年4月9日）（阴历三月三日上巳）参加京都兰亭诗会。”诗会在南禅寺天授庵举行。此会由京都大学教授及艺术家召集，展出王羲之书帖真本摹本供同好欣赏，以纪念永和九年的兰亭会。广岛的安达万藏先生即提供私藏《游目帖》真迹，可惜此帖于1945年因广岛原子弹爆炸而烧失。王国维为此会写了一首《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
南禅寺是洛东名胜，它的三门就是歌舞伎之名场面，大盗五右卫门登临俯瞰京都而大叹：“绝景啊！绝景！”的那座三门。天授庵就位于面向三门的右侧。
“（1916年1月23日，乙卯十二月十九日）日人富冈百炼（铁斋）、矶野惟秋（秋渚）及内藤虎次郎（湖南）、狩野直喜（子温）诸名流，假座圆山春云楼名出所藏苏东坡墨迹或书籍陈列，以供众览，盖是日为东坡生辰。先生与罗振玉均与会。”
这次聚会就是首次日本“寿苏会”。“寿苏会”是给苏东坡贺寿的一场聚会，是由堪称苏东坡头号日本粉丝的长尾甲先生发起。长尾甲（1864.1.18-1942.4.1），字子生，自号雨山居士，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书法家、画家及篆刻家。1913年在杭州加入西泠印社，与吴昌硕结为好友。因为崇拜苏东坡入迷，被儿子说是患上“东坡癖”。生平举办过1次“赤壁会”（1922年9月7日，壬戌既望日），5次“寿苏会”。还将“寿苏会”学者来宾的赋诗作文编成纪念集《寿苏录》。
经济状况
王国维京都生活的经济状况颇窘迫，一家六口加男女两仆，没有收入，如何维持？1912年9月5日写给缪荃孙的信中说：“维在此间生计尚无把握，叩尽囊底，足支一年，此后不知如何。”穷尽积蓄也只能撑一年。此后，只能靠为罗振玉工作领的“薪水”以及少数著作的稿费。
先看开销。刚到京都没多久，1912年2月11日写给缪荃孙的信中说：“此间生活唯米价颇贵，其余略同中国。维在北京月用约需百金，自此撙节，每月约七十元已足，唯衣服费不在内耳。”这只是最基本开销，没有预料到后来物价上涨，并且也没算到买书费用。
同信提到见日本书店卖元本《广韵》两种版本共索价50元，宋末刻《诗人玉屑》（有缺页）索价150元，约为半个月及一个半月生活费。缪荃孙代购《诸蕃志校记》寄到日本，一部30元（7月20日信）。日本五山刊本《冷斋夜话》一部38元（9月5日信）。以上都是古书，比较贵。新书如缪荃孙的《藕香零拾》刚印好出炉送到日本请罗振玉代售，一部卖12元。
经济来源主要还是罗振玉。根据罗振玉《集蓼编》，刚到日本时，罗振玉每月给王家百元；1913年5月后，王国维帮忙编校《国学丛刊》及其它学术工作，故每月发二百元。但是罗振玉自己也没有固定收入，全靠出售自藏的古物书画来赚钱，且除了王国维，他还要养自己、女婿、弟弟罗振常等几大家子，因此“薪水”发放是否能准时、足额，都是疑问。
幸好王国维能写，还可以设法赚些稿费。但稿费也称不上丰厚。《宋元戏曲史》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5万多字稿费不过200元而已。
1913年，日本人一宫房次郎担任发行人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邀请他撰写随笔札记于报上发表，“月致稿酬三十元，但有时不送来，遂解约”（《年谱长编》）。几本传记也是这样写的。看起来约稿一事似乎有头无尾，才发表不久即草草结束，但年谱长编于此有些差错，事实上并没有解约。
王国维在《盛京时报》发表随笔札记不少，据日人井波陵一著《王国维与盛京时报》之研究成果，王国维随笔刊登日期起自1913年7月11日，终至1915年11月28日，期间陆陆续续时有登载，历时两年半，前后分成《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随）录》等三组文字，总计十数万言。若不是王国维于1916年2月找到新工作回到中国，可能还可以继续发表下去。两年半时间并不短，这是有头有尾，颇具规模的专栏连载。如果这段期间《盛京时报》均按月支付稿酬30元，那对经济状况不无小补。我猜测稿酬并没少给，所以才能持续供稿到即将离日的1915年底。
自号“永观堂”考
王国维1916年4月11日写给罗振玉的信中署名“永观”（据《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应该是现今所知首次使用此号，当时他已经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定居。在此之前的书信，他均署本名维、国维、王国维。之后的署名则是本名与“永观”、“永”、“观”掺杂使用，甚至也在信中自称“永”、“观”。有时候前后不一致，信中自称“维”，信末却署名“永观”（例如1916年7月4日致罗振玉）。不过，他只有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才署永观、永、观等号，给师友的信大都仍署本名。
“永观”署名在1916至1918年间频繁使用于书信上。自1919年起就少见。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24年7月31日给罗振玉的信中。之后则回归本名。
而“永观堂”三字出现，则是在王国维的文集书名上。1917年秋冬间，王国维将文章57篇编为文集《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上下二卷，纳为《广仓学窘丛书》第23、24册，由仓圣明智大学于1917年11月及12月刊行，是自《静安文集》后第二部自编文集。
1918年3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此三字尚大雅。去岁小集亦题《永观堂海内外杂文》……（据《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但有一事古怪，信中写得如此郑重其事，但是他在后来的书信中还是署名“国维”及“永观”，并没有署“观堂”或“永观堂”。不过，“永观堂”却天外飞来一笔似地出现在《静庵诗词稿》。《题汉人草隶砖》二绝句的跋语：“时辛酉季冬，醉司命日严寒永观堂炙砚书。”翻遍整本《静庵诗词稿》，也只有这里才有诗末跋语及自号。
罗继祖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号信的按语中说：“札中所用‘礼堂先生’，乃王国维早年号，后改‘观堂’，因见京都有永观堂，有惬于心，遂取以为号。”
刘大绅的儿子刘蕙孙说，王国维自号“永观堂”，是因为王国维把家眷送回中国后，独居于京都永观堂。但是查王国维《丙辰日记》第1天（元旦）所记：“起，盥洗讫。与韫公贺岁。自去岁送家眷回国，即寓韫公家，至是已八阅月。”他明明住在罗振玉家，一直住到离开日本为止。刘蕙孙记忆有误。
日本友人也不确定“观堂”来历。1951年6月10日，日本静安学会与浪华艺文会共同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会议上，东洋史学家森鹿三提问：“王先生号观堂，跟永观堂有关系吗？”神田喜一郎和铃木虎雄答说：“那——不知道。”这表示王国维并没有向他们提过这件事，且确实是他回中国之后才有取这自号的想法。
虽然王国维没有住过永观堂，但是我却愿意相信罗继祖说法，是因为京都永观堂“有惬于心”而起的自号。现存文献没有王国维参观永观堂的记录，但是永观堂是东山名胜，也是一级红叶名所，南侧紧邻南禅寺，北侧就是哲学之道南端点，每逢假日、花季游人如织，名气人气更胜过真如堂、安乐寺，王国维住在附近几年不可能会错过。
永观堂正式名称为“圣众来迎山 无量寿院 禅林寺”，创建于863年，宗派为净土宗西山禅林寺派。因第七世法主永观律师受信徒爱戴而通称“永观堂”。
结 语
王国维在《丙辰日记》中总结住在京都这些日子：“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丙辰元月初二）对凡人来说，生活简单就是幸福。对学人来说，静心研究学问就是幸福。
我翻读《王国维年谱长编》及各家传记，越发觉得“最为简单”的日本生活真是王国维一生重要的时期。他的人生转折点有几处与日本有关。
起先是1901年留学东京，看到他得脚气病不得不中断学业离开日本这一段时，不禁胡乱揣测，如果他能顺利完成学业，甚至再深造，岂不成了理化学者？中国将多一位理化大师而少一位国学大师，世间将不会诞生《红楼梦评论》、《人间词》、《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对于中国国学发展不知会有多少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科学发展又不知会有多少影响？
再来是京都侨居时期所谓的“学问变化滋甚”。他的学术研究范围从哲学、文学，突然转到经史考证、甲骨金文研究等，且获致很大的成果。刚到日本不久就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宋元戏曲史》，是他历来戏曲研究的总结，公认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里程碑，但是此书完成之后，他就再也不谈戏曲了。他自编的研究论文总集《观堂集林》也不收入早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为何“学问变化滋甚”？这是很重大的问题，历来很多学者做了探讨。但其中有些疑点。
根据罗振玉的叙述，是他劝王国维改走一条治学之道：“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培植根基，并与论学术得失——”在罗振玉开导之下，王国维仿佛痛改前非似地，非常戏剧化地，竟然取出自己的作品《静安文集》百多本在罗振玉面前付之一炬（《海宁王忠悫公传》）。学术研究方向想转变就转变吧，但是为何要如此否定以前的自己？何苦做得如此决绝？这是不是一种自我毁灭性格的展现呢？罗振玉当时到底跟他说了什么？而王国维真的烧过书吗？不论罗振玉说的是真是假，这段叙述都很耐人寻味。
最后，1918年内藤湖南邀请他去日本京都大学任教，这件事亦让人扼腕。如果成行，是否可以就此转换环境，安心在学术上发展，徜徉在古都丰富的文化气息、缤纷华美的自然景物中，而远离复杂的人情、政治的纠葛呢？是否就能因此躲开自沉的结局？俱往矣，这都只能留供后人想象揣摩了。
拜访永观堂时，小小的入口挤满排队购票的游客。青春可爱的女学生们在红叶下各摆娇态拍摄合照，嬉笑的语声如银铃般轻响，仿佛不知此世尚有无常、无望、无告的情事。深秋的永观堂不但有红叶可观，还可以参拜一尊非常有名的国宝级阿弥陀立像。这尊佛像高只80厘米，奇在造型与他尊大不同，佛陀是转首回顾左后方的，俗称“回首阿弥陀”。传说某日永观律师在佛堂疾走念佛修行时，这佛像竟从坛上走下来，走在永观之前，还回头亲切叮咛：“永观啊，走得太慢喔。”世人视此传说为趣谈妙闻，我则被此传说所蕴含对于术业勇猛精进再精进的追求，及念众生不得解脱而善加护佑的慈悲撼动，百感交集，几至泫泪，久久不能自已。（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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