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白，学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2003年至今，担任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名誉校长。作为出版人，孟白带领学苑出版社在发展中国工读教育、保障农民卫生健康、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不断努力，体现了出版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种担当，与明星、企业通过捐款践行公益心和社会责任心的方式不同，它更注重从身心健康上给予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以人文关怀，并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责任有效地融入到出版社业务发展之中。
中国工读教育需要人文关怀
问：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得知，今年是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成立55周年。您作为海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邀请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等领导参加校庆活动，并和广大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向全社会呼吁“关注中国工读教育”。作为出版社的社长，您为何要如此关注这种特殊的教育工作？
孟白：对工读教育的最初认识，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苏联小说《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这本书是苏联作家波·儒尔巴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长篇小说。主人公马特洛索夫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青年英雄，他从小成了孤儿，曾在乌法儿童劳动院学习了7年，各方面都很优秀。这个“乌法儿童劳动院”与“工读学校”类似。我国的工读教育就是学习苏联的，1955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这是一所对有违法、轻微犯罪行为和品行偏常的未成年中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
对我国工读学校的进一步认识，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这部电视剧由王刚、宋丹丹、许亚军等主演，围绕着失足青少年和献身工读教育的老师，讲述了发生在北方一所工读学校里的故事。拍得非常好。这部电视剧就是在海淀工读学校拍的，是根据作家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改编的。而小说也是柯岩1956年打着背包到海淀工读学校体验生活后写出的。不论是原著本身还是电视剧，都曾引起全社会对失足青少年的关注。
海淀工读学校最早提出并践行了中国工读教育的基本方针，即“立足教育，挽救孩子，科学育人，造就人才”。这所学校不仅承担着把违法及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中学生教育、转化、培养成自食其力的合格公民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为厌学、行为偏差学生进行心理、行为矫正教育的任务。
我觉得这种半管制、半收容，同时教会学生一些劳动技能的教育模式很有意义，特别是去海淀工读学校看了以后，很感动。海淀工读学校和别的学校不一样。班主任晚上要和学生住在一个房间，负责学生的安全。当国家给予用于学生食宿、医疗上的补贴不够的时候，学校就得挪用原本用于教师的经费，补到学生身上。这都是这个学校让我感动的地方。
海淀工读学校肖建国校长曾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是多年前发生在海淀区一个网吧的火灾事故。纵火的那两个学生本来是准备送到海淀工读学校的，但是由于本人和家长不同意，就没到学校来。在改革开放之前，工读学校是强制性的，只要是原来所在学校、公安局、街道认定这个学生应该去工读学校，本人和家长不同意也不行。现在由于相关法律的规定，必须经过本人和家长同意才行。结果，那两个学生成天在社会上晃，最后出事了。这个例子给我感触比较深。
所以，当海淀工读学校邀请我担任名誉校长时，我就觉得这个校长我应该当。2003年11月，学苑出版社在海淀工读学校援建了“学苑书屋”，首批捐赠了3000本适合师生阅读的图书，之后每年都向书屋赠书。
问：据了解，在担任海淀工读学校名誉校长的几年时间里，您联系到众多教育专家、文化名人来到孩子们中间，引起了很好的激励效应。和很多企业用捐款做公益事业不同的是，您的努力给工读学校的教育带来了人文关怀的色彩。请问您是如何考虑的？
孟白：当了这个名誉校长后，我首先就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能不能做得了？我不喜欢挂名不干事。所以，我就介绍了一些教授、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名人到学校里来，让学生感受到他们并没有被社会抛弃。别看这些学生表面上桀骜不驯，实际上内心很脆弱，有自卑感。请这些人到学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没有被社会冷落，二是让学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些名人，看看优秀的人是什么样。比如请俞敏洪讲他两次落榜最后圆梦北大的经历，请郑渊洁讲他小学没毕业却成为著名作家的经历，等等。这些名人的经历，对工读学校的学生来说，是有针对性的，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我们还在尝试着培养学生去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些手工艺，希望他们能掌握一些技能，立足社会，发挥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其实，素质教育在工读学校里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工读学校不受“高考指挥棒”影响，不以“应试”为中心。学生的学习比其他普通的中学要轻松些，工读学校更注重的是扭转学生的不良习惯，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让学生知道以后走到社会上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们在素质教育上尽自己的所能带给学生一些人文关怀。
今年是海淀工读学校成立55周年，我们帮助联系、邀请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女士、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等领导参加校庆活动。张梅颖副主席长期以来关注少年儿童的教育成长，对工读教育更是非常重视，已经多次到海淀工读学校看望学生。2005年民盟中央对我国工读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调研，并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今年，九三学社中央准备和民盟中央一起，把五年前的那个调研再重新做一次。因为，近几年来，全国的工读教育仍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对于预防和挽救青少年犯罪、建立和谐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工读教育，境况不佳。一方面社会急需工读教育，另一方面工读学校数量在萎缩，全国大部分工读学校经费捉襟见肘。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加大政策法规上的支持力度。
如今，社会上对工读教育认识不足，甚至对工读教育有些误解。进入该校的学生在学习、操行等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通过工读教育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进入工读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顺利完成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其中部分学生考上大学或参了军，有的学生甚至还成为将军、博导、教授以及著名医生。民众对工读教育的“不了解”，有一部分原因是工读学校的宣传不够，就像海淀工读学校肖建国校长认为，教育不是作秀，没什么好宣传的。但是，我作为名誉校长，准备通过包括网络之内的媒体，对工读教育进行大型的报道，让民众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工读教育。不仅希望能够在政策和经费上得到支持，更希望全社会能给予工读教育较多的人文关怀。
踏踏实实地为农民办点事
问：我们还看到，学苑出版社在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上的关注。2007年，贵社与群言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农村卫生健康手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据说在前期的组稿过程中，您曾跑了8个省区辗转数千公里到最偏远的农村实地调研。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专门为农民而编写的健康书？
孟白：其实，1997年我们就想做这么一本书。学苑出版社出版过大量的医药方面的书，这些作者都是医疗工作者，有些是县卫生局、防疫站的，有些虽然是大学教授或北京大医院里的医生，但他们都跟着医疗队去过农村。所以，他们对农村医疗卫生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做过乡镇农民读者调查和乡镇书店调查。通过各个渠道的了解，我们发现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农民医疗卫生知识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就想专门为农民编写一本卫生健康类的工具书。
编写前，我们做过市场调研。发现这样一本书，在市场上销售很困难。但是，农民确实非常需要这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我们调研时发现，国内出版社还没有出过针对农民读者的、较全面的、手册型的医疗卫生读物。其实，学苑出版社以前也出过许多给农民看的书，比如肝炎防治、糖尿病防治等单病专治类的。但是，一直缺少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
其二，在中小学的义务教育中，医疗、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占有的课时很少。我们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相关课本找来分析，比如小学的《自然》、《社会》，中学的《生物》、《化学》以及《体育》，全拢到一块来算，课时都很少。而农村居民能够强制性地、系统性地获取健康知识的惟一阶段，就是九年义务教育。但是，现在给予这类知识学习的课时很少，而增加课时又不是一个出版社所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编写这么一本让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居民能看懂的、能使用的手册。
最后以手册的形式，编成这本卫生健康工具书，与我中学时期看过的一本书《赤脚医生手册》有关。我的母亲原来在医学院校工作，那时候下医疗队，他们手里都有这么一本书。我看了这本书，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中学里基本没有什么生理卫生的课，我的医疗卫生知识就是从这本书里读来的。诸如骨折如何夹板固定、溺水如何抢救、大动脉出血如何止血等，对农民来说很实用。
《新农村卫生健康手册》是由北京的医务工作者编写的，主力是学苑出版社医学编辑部的几个医学编辑。有人会说，让出版社的医学编辑来写是不是太轻率了？
实际上，这是有原因的。开始的时候是由我们社的医学编辑列出提纲，大家一起讨论框架，试写了几个样章。我发现他们做的框架和样章挺好，与其到外面约稿，不如就让他们编写，然后找专家审阅。学苑出版社的医学编辑分属医学中的不同分科，先由他们来写，然后再找专家审，比如讲骨骼运动系统的，就请运动系统专家来审；讲护理的，就请护士长来审等。这样一来，效果挺好。
但是，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医学编辑也好，审稿的医学专家也好，都是城里人，而这本书是写给农民看的，所以还必须走到农村去。
一方面，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借助一些县、镇、乡行政部门的帮助，发放了一些调查问卷，看看手册的内容有哪些空缺。另一方面，我们跑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去了北京郊区、河北、河南、安徽、湖南、四川、江西等8个省区。比如在安徽，我们就到乡镇卫生院，到村里去。去之前把我们的提纲和样稿发给他们看，去之后组织座谈会，请卫生院院长、医生、村民代表、村医等来讨论。他们如果觉得哪个地方深了，看不懂，我们就改。这次调研很有收获。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
第一，我们原来在编写的时候，有意识地把一些所谓的“城市富贵病”的量减少，以缩减篇幅，降低价格。然而，到了农村调研之后，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合肥的一个卫生局长告诉我，现在农村里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富贵病”的发病率比城市还高。因为现在摆脱贫苦生活的农村居民，不太注意饮食健康，吃东西很少有顾忌，所以这类病在农村的发病率比较高。这更让我觉得出版这样的一部医学手册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马上补上了所欠缺的内容。
第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农村的精神疾病发病率非常高。在湘西调研时，那里的医疗工作者告诉我们，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的妇女既要照顾全家老小，还得下地干农活，压力大而且很少有地方倾诉，所以精神很压抑。还有一些男性农民，外出打工不适应外面生活的快节奏，在家务农的看着别人外出挣钱心里也不舒服，他们的精神也很压抑。所以，我们又补充了精神疾病方面的内容。
问：据说这本书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发行方式，有很多企业和名人参与到这项为农民送健康的公益事业中来。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孟白：手册编写完成后，有700多页，内容涉及身体知识、农村环境卫生、疾病预防与控制、家庭常用护理技术等。这么厚的书，定价不可能低于30元。可是我们很清楚，超过10元钱的书，绝大多数农民是舍不得花这个钱买的。那么，这本书怎么卖呢？
民盟中央主办的群言出版社的社长范芳，建议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加入，比如联系一些地方政府、企业、爱心人士等把这本书买来赠送给农民。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早在手册编写前的调研过程中，学苑出版社和群言出版社就有了合作，最后手册也是以两个出版社的名义共同出版的。
群言出版社首先联系到了著名作家梁晓声，他拿出了一万元买书送给农民。梁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不知道一万块钱能买多少书，但希望尽量多买点替他送给农民。之后还有一些企业、地方政府、民主党派参与进来，买书送给农民。仅在2009年的一次活动中，九三学社中央就向重庆市农民赠送了7500册《新农村卫生健康手册》。我们以学苑出版社的名义，也捐赠了三四千册。
为了表达对这些买书捐赠的个人和组织的感谢，我们在手册的扉页，彩印了“给农民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的落款就是捐赠者。比如梁晓声先生那一万元钱的书，落款都印上他的名字。这样做是希望农民每次翻开手册的时候，能够知道做善事的捐赠者，算作是纪念了。
赠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由买书捐赠者直接把书送到农村。比如重庆市政府在做“村村建图书屋”、“村村建卫生室”的工程，重庆市卫生局买了一万册以后，直接给了乡村图书室和卫生室，此外，还送了一部分到三峡移民安置地。第二种，由出版社替捐赠者送到农民手中。比如梁晓声先生就请我们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只要把书真正送到农民手中就行。第三种，新闻出版总署有一个“农村书屋”工程，这本《新农村卫生健康手册》在2008年被列入了“农村书屋工程百种必备图书目录”。另外，在近两年春节前“让北京农民工带一本好书回家”活动中，新闻出版总署指定购买这本书送给返乡的农民工。
不管是我们两家出版社，还是参与买书捐赠活动的个人和组织，都是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地为农民办点事。
在追求经济效益与肩负社会责任的结合中努力探索
问：前不久，“张悟本事件”发生后，作为一家在医药出版领域耕耘了二十多年的专业出版社社长，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呼吁书业同行自律，强调出版人要加强责任感。的确，近年来，“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良知”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您认为出版人应如何体现其对社会的责任和良知？
孟白：在电视上或者书中讲医疗养生，与讲小说、讲历史、讲文化不一样。像易中天和于丹，他们讲的历史和文学，遭到质疑，也不过是学术上的争议。可是，讲医疗养生若是讲错了，就会害及人的健康、生命。比如，去年我们社出版了一本《从头到脚有毛病——曲黎敏养生书的135个错误》，就曲黎敏教授养生书中的一些差错进行了纠正。出这本书绝对不是针对曲黎敏个人，我只是觉得，作为出版者，有责任出版这种指谬纠偏的书给大众。
近年来，养生类专家竞相登场，养生类图书大行其道，但那些非专业人士写出的养生书往往信口开河，说某种东西有益无害，能治百病等。实际上这就违背了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因为，中医讲究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和因地而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一年四季的“时”也不同，南北气候更是有差异，说某种东西能包治百病，根本就是胡说。一些不负责的奸商，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把有条件限制的方子或治疗方法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一来读者群就大了，书的销售量就大了，却违背了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对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今年6月，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报道了养生类图书的出版乱象，并采访了我。我在采访中说，近两年来书业有很不好的风气，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顾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和良知。养生图书经常是迎合大众的心理，而不是引导。出发点是要得到利润，当然要迎合了。那么怎样迎合呢？这得从心理角度来讲，人的心理深层都会有一点儿讳疾忌医。一听到自己身体不好，医生告诉要治疗，突然冒出一位大师来，告诉这个没关系，不是病，可放心大胆地吃某种东西，或采用某种简易方法，就能去病健身，当然就迎合了老百姓潜意识里的东西，因而受到欢迎。受到欢迎就说明有市场，有的出版社就以赢利为目的，大量出版这类的图书。这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说书业同行要自律，出版者要加强社会责任感。
追求经济效益和肩负社会责任，是出版社所面临的一对矛盾，学苑出版社一直努力追求二者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操作起来很难。关注特殊儿童和工读教育，是我们在公益事业上的努力；出版《新农村卫生健康手册》、《从头到脚有毛病——曲黎敏养生书的135个错误》等，是我们借助医疗类图书出版业务表达一个出版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良知。此外，我们一直比较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出了不少书，也获得了海内外这一领域专家学者的认可。比如，我们社2006年出版了青年学者张琴的《中国蓝夹缬》，介绍蓝夹缬这种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印染技艺。2010年，蓝夹缬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2010年8月，学苑出版社又与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了“村坊之音——中国蓝夹缬艺术展”，作为“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展览”之一，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展出。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举办这个展览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但是，我们出于一种文化责任感，希望民众能够近距离了解这个千年的民间传统工艺，希望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传承和发展。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出版社将发展自身业务与担负社会责任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
最后有一点想法我希望能清晰表述出来，那就是：“出版人”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出版社全体人员组成的一个单位。勇于和乐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是一个社长的愿望和行为，而是他身后全社人员的愿望和行为。因为社长只是“法人代表”，为社会付出的是全社人员以辛苦挣来的利润和福利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全社同志的赞同、理解与支持，社长个人有啥想法也白搭。所以，我非常感激学苑出版社全体同志，而且我相信学苑出版社会长期把承担社会责任当作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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