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成效与他个人的悲剧结局成为千百年历史评论的主题。如果我们关注商鞅“强国弱民”理念在行政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可以深化对中国改革史的认识。
求国强而弱民，崇尚专制与强权，的确成功推行了新法，但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秦政成败皆由之。
变法使秦国强盛，终于灭六国，兼天下；然而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却是文化上的“天下大败”，道德沦丧，风俗败坏。
商鞅变法是促使秦国迅速崛起的重要的政治转折，也被看作改革成功的实例。所谓“秦用商君，富国强兵”（《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成为后来实现统一的历史基础。商鞅制定的新法除了奖励耕战而外，又有更具实效的通过什伍连坐制度将民众组织在政治网络中的内容，并且以法令形式强制削杀宗室贵族的政治权利，“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据说正是由于打击旧势力之严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在强有力的支持者秦孝公去世后，新君即位，商鞅不久竟惨遭车裂之刑。然而正如《韩非子·定法》所说，商君虽死，“秦法未败也”。商鞅改革成效与他个人的悲剧结局成为千百年历史评论的主题。如果我们关注商鞅“强国弱民”理念在行政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也可以深化对中国改革史的认识。
商鞅虽死，后世却遵其法
秦孝公发起变法的动机，是谋求“秦强”。《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宣布：“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行入秦，求见孝公，建议“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得到赞许。于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商鞅因变法有效，封列侯，号商君。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说：“秦用商君，东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也说，新法推行9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秦国“富强”的事实，得到了周天子和诸侯列国的承认。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的迅速强盛，在于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而“商君佐之”，“内”“外”均有成功建树。
蔡泽评价商鞅事迹，有“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的感叹，对于商鞅之成功的具体内容，则说：“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其终极意义正在于有效“强秦”，实现了“秦无敌于天下”的威势。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使用的总结性语言，肯定了商君的历史功绩：“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商鞅“强霸孝公”，实现了秦孝公“强秦”的夙愿，也完成了为秦的帝业奠基的历史任务。所谓“后世遵其法”，是确定的历史事实。杀灭商鞅人身的秦惠文王依然坚持商鞅之法，维持了政策的稳定性。直到秦末，商鞅时代制定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方向仍是执政的主导。而《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续汉书·舆服志上》与《舆服志下》、《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以及《晋书》卷三○《刑法志》等都说“汉承秦制”。《后汉书》卷五二《荀爽传》又有“汉承秦法”的说法。《史记》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张守节《正义》：“汉初至武帝太初以前，并依秦法。”《汉书》卷七《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汉书》卷八《宣帝纪》颜师古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商鞅参与设计的秦的制度似乎延续着超稳定的效能。实际上直到昭宣时代，依然可以听到帝王亲自发布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宣言（《汉书》卷九《元帝纪》），告知人们秦的法家传统长久发生着政治影响。
谋求“强国”，强调“弱民”
商鞅的行政理念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谋求“强国”的另一面，强调“弱民”，即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限制其可能参与社会管理和国家行政的条件。
《商君书·垦令》主张的政治导向包括“民不贵学问”，以为：“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又期望“农静诛愚”。俞樾《诸子平议》指出“诛通作朱”，“诛愚”就是《庄子·庚桑楚》“人谓我朱愚”的“朱愚”，“朱义与愚近”。高亨将“农静诛愚”解释为“农民安静而愚昧”（《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P25）。商鞅以“愚农无知，不好学问”作为行政理想，主张彻底的愚民。《商君书·农战》中甚至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民众中有千分之一的人有一定的知识，也会败坏行政主张的实施。民众心理简单，专心务农，就便于管理，易于驱使：“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商君书·壹言》也说“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所谓“夫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按照高亨的译文，就是说：“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人民的知识就增长。人民的知识增长，而不去攻打敌国，就产生奸邪。”（《商君书注译》，P83）
对于民众和行政的关系，《商君书·说民》期望“政胜其民”，期望“法胜民”，认为：“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用“政”“法”压制民心、民欲、民智、民权，则“兵强”。如果反之，则“国弱”、“国乱”。
《商君书》专有《弱民》一篇，开篇就提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政治公式，强调“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主张：“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说，“朴则强，淫则弱”应作“朴则弱，淫则强”。按照有的学者的理解，这段文字可以这样读：“民众朴实，就不敢抗拒法令；民众放荡，就不把法令放在眼里。不敢抗拒法令，思想行动就不会越轨；蔑视法令，就会胡思乱想胡作非为。思想行动规规矩矩，就能听从役使；胡思乱想胡作非为，就难以驾驭。”（《商子译注》，齐鲁书社1982年10月版，P142）可以看到，商鞅期求“民弱”，是要让民众朴实专一，简单麻木，恪守法轨，服从控制。《商君书·农战》中的说法，就是“民朴一”，“则奸不生”。
《商君书·弱民》又写道：“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削，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这里具体涉及“弱民”的政策导向。这段话的文意，据高亨提示，即：“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依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商君书注译》，P161）“民”被区分为“强民”和“弱民”。在通常的情况下，成就王业，要消灭或者压制“强民”。实行“弱民”的政策，就能够“成就王业”。秦政的历史性成功，应当就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秦政的失败，也与这样的政策倾向有关。
《商君书》并不完全出于商鞅之手。但是作为商鞅追随者总结的理论，也是与商鞅的政治理念基本符合的。
崇尚专制与强权
《史记》卷五《秦本纪》关于商鞅变法所谓“法大用，秦人治”，记录了商鞅之法确实得以成功推行的情形。《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说，新法施行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甚至“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应当惩治太子，然而“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据说，“明日，秦人皆趋令”。新的法令得到拥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都流放到边城。于是，“其后民莫敢议令”。商鞅执法严厉，甚至禁止人们对法令的内容和执法的形式有所议论。
面对秦末暴动的历史，人们“因民之疾秦法”（《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而产生的认识，有所谓“秦法重”（《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秦法酷烈”（《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秦法酷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秦法峻急”（《汉书》卷三○《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家语》）等。《盐铁论·刑德》：“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昔天下之网尝密矣。”司马贞《索隐》：“案：《盐铁论》云‘秦法密于凝脂’。”“秋荼”“凝脂”之说，形容了秦法繁密严酷的程度。
秦统一后，东方新占领区的政策似乎是失败的。这是导致秦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反秦的“群盗”均出现于东方。当时的关中，并没有发生反秦运动（参看王子今：《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与秦的覆亡》，《史林》1986年2期）。然而刘邦入关，宣布约法三章时，有“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的说法（《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对刘邦语：“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看来，“秦民”对“秦苛法”的废除，也是真心拥护的。《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称“约法三章”以致“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则说：“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也说“秦民”对“秦法”的严酷久已反感。
《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于是“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秦法压抑民众“以强服之”者，尤其表现在对思想和言论的强权控制。《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秦法禁民聚语。”《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应劭曰：“秦法，诽谤者族。”都指出了秦法对思想言论的高压。由于商鞅的成功，法家思想和主张在秦地得到较为全面的贯彻和落实。而法家崇尚专制与强权的倾向，在政治实践中最初的表现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其典型史例就是商鞅的事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写道：“（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法家”和“法西斯”尽管看起来都姓“法”，两者之间的简单类比我们却未必完全同意。但是法家“倡导”“极权主义”的特征，却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商君“刻薄”
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评价商鞅的个人品性和政治风格，有“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的说法，又指出其“少恩”，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商鞅在秦国并没有树立起正面的政治形象，又长期成为历代政论家的批判对象，确实是有道理的。对于“刻薄”，司马贞《索隐》：“谓天资其人为刻薄之行，‘刻’谓用刑深刻，‘薄’谓弃仁义不悃诚也。”“谓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将，是其天资自有狙诈。”
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曾经称许改革家商鞅其意志的坚定果决：“（商）鞅一切不顾，真是有豪杰胸胆！”然而商鞅对于文化的冷漠，却长期受到历代文化人，特别是儒学学者的指责。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又说商鞅是“衰周之凶人”（《汉书》卷一○○上《叙传上》）。所谓“三术”，按照应劭的解说，是“王”、“霸”和“富国强兵”之术。可见，商鞅的政治思想是以“术”即策略方式作为主体内容的。而这种“术”，其实只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追求短期实效的具体政策。《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注引用李奇的说法：“商鞅为法，赏不失卑，刑不讳尊，然深刻无恩德。”后来有人甚至认为商鞅应当为秦国“风俗凋薄，号为虎狼”承担责任（《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朱熹也曾经批评：“他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朱子语类》卷五六）就是说，只是片面追求国家“富强”，甚至不惜以文化倒退为牺牲来换取“国强”，因此应当承担历史罪责。司马迁评价商鞅行政所谓“刻薄”“少恩”，不只是对商鞅个人进行道德品性和文化资质的分析，实际上也发表了对商鞅改革的社会历史效应的一种文化感觉。《战国策·秦策一》说商鞅推行新法，“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所谓“刻深寡恩”，高诱解释说：“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
贾谊《陈政事疏》批评商鞅“遗礼义，弃仁恩”，轻视思想文化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竟然导致“秦俗日败”，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为实际的利益追求所斩断。当时秦国民间，据说“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将耱锄一类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容色自矜，母亲取用箕帚一类用物，竟然可以恶言咒骂。秦人自商鞅之后兴起功利第一的时代精神，虽然能够“并心而赴时”，致使秦国强盛，“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终于灭六国，兼天下，然而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却是文化上的“天下大败”。道德的沦丧，风俗的败坏，已经“不同禽兽者亡几耳”，原先的“廉愧之节，仁义之厚”，已经难以复归（《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许多年之后，引起人们深切感叹的我们国民性中若干阴暗面的消极表现，如自私、冷酷等等，或许都可以在商鞅这样的法家政治家的实践中看到早期发生的因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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