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实到残酷的历史事实，他不隐瞒，不虚饰，不为己讳，不为贤者讳。他不避讳运动初期自己曾写过“派性大字报”，也曾“声嘶力竭”地在斗争会上批斗过他人；他写了高尔泰先生经受的苦难和灵魂的重创，也揭露了他对好友的告密与背叛；他衷心赞美了常书鸿先生对敦煌事业毕生的热爱与贡献，也写出他的某种“策略失误”和晚年的无奈。对于写史的人来说，这种“有一说一”的态度是可取的。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信史，对后人才有参考价值。
透过表面的“冷”看到内在的“暖”，从充满大恶的历史场景中剥离出源于民族优秀传统的道德精神，这正是《一叶一菩提》胜人一筹之处，也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世道人心的一种贡献。
萧默先生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掩卷思之，深感这是当前难得读到的好书。好就好在，它不仅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而且对那个极端特殊年代的人性，进行了展露与揭示，从而促使人们深刻地反思——从国民性的角度反思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过去与现在，以便更好地关照未来。
这本书之吸引人，从书名就可看出端倪。一是地点——大漠孤烟中充满东方艺术神秘色彩的敦煌；二是时间——15年中，整整10年是在“文革”期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不容错过、无法漏掉的一页。它的荒诞与大谬，对文明的破坏，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都是无以复加的。真实记录这段历史，深入研究、反思这段历史以警示后人，是亲历者和当代的研究者无法绕过的一种责任。遗憾的是，以前这方面的出版物少而又少，以致40岁以下的许多中青年人并不知“文革”为何物，甚至无端将之想象为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阳光灿烂”的年代。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它的害处不仅在于对一段历史的误读和误解，也许还会产生更加深刻和可怕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佩服萧默先生写出真实的勇气。作为一个建筑专家和建筑艺术研究者，萧默先生在专业著述之余写出这样一本独具特色、耐人寻味的个人断代史，是有着强大的社会责任感作为动力的。
如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管从哪个角度，“文革”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存在，是绕不过去的生命体验。对于萧默这样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1963年，由梁思成先生促成，他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建筑历史研究。谁料，不待这项令他心仪的事业真正展开，就遭遇了“文革”。他和“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美学家高尔泰，和莫高窟的干部、知识分子和职工，和敦煌的工宣队、农宣队、工作组和群众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动乱年代。用萧默自己的话说：“从25岁到40岁，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我当初豪情满怀，活力四射，信心百倍，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但遇到的却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一个时代，虽然相对来说，我个人只不过是有惊无险，却也是身心疲惫，遍体鳞伤，痛定思痛了。我虽然后来离开了敦煌，但在敦煌的经历，对我来说却已经成了生命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1978年他有机会搭上考研的末班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深造，后来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敦煌建筑艺术研究。可以说特殊年代在莫高窟清苦寂寞的生活，成就了这位建筑理论家、艺术家后来的事业。但离开敦煌的30年，他一时也没有停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反思。他说：“这三十年，可以说，就是在漫长的思念和企图更多地理解这段历史中度过的。”他坦承“至今也不能说已经有了足够的理解”，“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比起绝大多数年轻朋友来说，我的理解还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他愿意“趁着思考力还没有完全丧失，记忆也还清晰的时候，面对着当前某种企图倒退回那个灾难时代的思潮，为了对子孙后代负责，我觉得把当年的历史真相写出来，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看到，萧默先生是以极为客观、坦诚的态度叙写这段历史的。他写的是15年中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自己耳闻目睹的身边的人和事。对真实到残酷的历史事实，他不隐瞒，不虚饰，不为己讳，不为贤者讳。他写自己和其他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打击、迫害，也不避讳运动初期自己曾写过“派性大字报”，也曾“声嘶力竭”地在斗争会上批斗过他人；他写了高尔泰先生经受的苦难和灵魂的重创，也揭露了他对好友的告密与背叛；他衷心赞美了常书鸿先生对敦煌事业毕生的热爱与贡献，也写出他的某种“策略失误”和晚年的无奈。笔者认为，对于写史的人来说，这种“有一说一”的态度是可取的。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信史，对后人才有参考价值。对比有些写作者，把历史看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按照个人和“形势”的需要随意涂抹和更改历史，是必然会失去读者信任的。
萧默先生写出了“文革”中，社会各色人等受命运无情驱使的众生相，和一幕幕“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喜剧。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写“文革”，并不仅仅是揭露、控诉与批判，而是立意于一个更高的层面——写出了阴霾密布岁月中的暖色，颂扬了“人性和社会的正面”，使人看到我们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给人以信心与希望。萧默先生说他的书“不是‘伤痕文学’，因为并不重在揭示伤害，而更重于坦现复杂的人性和展现广阔的社会”，“更着重的还是颂扬在那个被扭曲了的社会中人性的正面”。
诚然，“文革”是一个把“斗争哲学”推向极致的年月，是一个毁灭传统、压抑人性的年月，是一个充分调动人性恶的年月。多少好人和比较好的人，在政治斗争的高压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以致在后来的岁月中追悔莫及（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一叶一菩提》中，写出了即使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也有相互的理解、信任与感人至深的救助。萧默念念不忘那些正直、善良的“敦煌人”。在他笔下，凡是敦煌人，工宣队、农宣队、本土的干部和群众，几乎都是好人，不整人的人；即使当地的红卫兵，也比外来的红卫兵老实得多。可能正因为此，敦煌才不是重灾区。他写到县干部老刘、工宣队长老郑和革委会主任“老孙头”、“老钟头”，还有县四清展览工作组赖团长、党河水库指挥部白主任等人，顶着压力对他这个“臭老九”加以保护，使他在险恶的斗争中数次化险为夷，不致遭受灭顶之灾。他写常书鸿这位可敬的老人，虽然自己身处逆境，还关心着萧默等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家庭，还忘不了去解救曾经与自己有过恩怨的段先生。当然，萧默本人在当时的一件聪明善举给读者印象尤深：他奉命“押解”受重伤的常老去酒泉治病，运用当时人们十分娴熟的“极左”语言，成功地让医生改写了诊断单，使老先生能够转去兰州获得有效的治疗。正如辛子陵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那样复杂危险的境地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利用各种机会，保护和援助”受迫害者，从而“才很大减轻了这次政治大地震的烈度、灾难、损失和伤亡”。也如萧默本人所说：“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没有被外来的并曾经独霸几十年的‘斗争哲学’彻底征服，而仍然葆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种子，就得益于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代表主流的正面的时代精神，才能拥有充沛的发展动力，而这种时代精神，又必须建立在历史的传承之上，是历史的一种积淀。所以，尽管我写的是一个灾难的年代，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积淀了数千年之久的、优秀的、代表正义、善良人性的传统精神并未被掩没，反之，对于今天，是更加显得可贵了。”
透过表面的“冷”看到内在的“暖”，从充满大恶的历史场景中剥离出源于民族优秀传统的道德精神，这正是《一叶一菩提》胜人一筹之处，也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世道人心的一种贡献。“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之语原本出自佛学，大意是指无论善恶是非，均隐藏于万事万物之中，一个人只有做到大义或真理，才能真正具有佛心慧质。无独有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也写过这样一首诗：“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这里无疑是富有禅意和哲理的。而萧默先生用此语做书名，大概更立意于发掘那些存在于大千世界、万事万物、芸芸众生中的大善，只有这些点点滴滴的善聚积与弘扬起来，才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与困厄中复兴的希望。具体到“文革”历史，诚如作者所言：“若人们仍仅停留于倾诉、揭露或是追究某些大小人物的个人责任，那还不是真正的反思。……只有提升到对制度性层面和民族整体素质的思考与忏悔，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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