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09年底，我去日本京都走了一趟赏枫之旅。因为是自助旅行，出发前须作功课，买了几本旅游指南，研究交通路线，上网搜寻不可错过的美食、景点。在庞大的信息中，无意发现，京都永观堂竟然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有密切关联：先生自号及其巨作《观堂集林》的“观堂”二字即是取自永观堂，有这样的说法。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关联呢？继续研究，方知王国维先生曾经在日本京都住过，而且有“四暑五冬”之久。由于他和我即将前往的古都有这样的关系，我抱着极大的兴致搜寻他与京都之间的故事。想查清楚他何时去京都？旅居京都期间住在什么地方？去过哪里？做了什么事？认识哪些日本人？行前作了初步研究，自京都旅行回来后，对于其地形名胜、方位格局、人情风土有了基本概念，回头拾起相关的文献与资料来读，更觉亲切有味。
说来惭愧，对于王国维先生，我只耳闻（并未通读）他脍炙人口的《人间词》、《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等巨作，知道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还有他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的悲剧。除此之外，我对他平生经历从来没有认真探讨过，差不多是一无所知。他曾经住过京都这件事，原已让我讶异；而经过查询相关著作及文献后，呈现出他和日本、日本人关系之密切，让我更加讶异。
读过这些零零碎碎的材料之后，我索性把它整理成这篇文字。称不上严谨考证，顶多是闲谈掌故。我试着把现成材料排列比对，取今之人地事与古时对照，挖掘各家传记所忽视的细节，在层层迭迭、或对或错、或有意或无意、互相矛盾的回忆录与传记中探索，或许可以展现王国维先生在大师光环遮盖下，凡人生活的一个侧面。
谈论王国维与京都，首先要了解王国维为何渡海到京都长住？有远因也有近因，促成他人生这场大变动的近因是辛亥革命。
辛亥渡日
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武昌爆发武装革命。起义军于11日凌晨占领武昌，革命党人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于12日占领汉阳、汉口。
武汉三镇的成功，犹如给清帝国这根枯木点起一把火。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15个省纷纷宣告独立，奉天、吉林两省也加入响应。清帝国眼看是命在旦夕了。
局势突然演成如此严峻，在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们很惶恐。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惨状还余悸犹存，说不定小皇帝这回也得弃宫出逃，满城文武官员不得不为自己及家人的身家性命做个打算。很多人携家带眷想往南方逃，因为陆路不靖，故纷纷奔赴天津抢买船票，想直接逃到上海等地。
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蓼编》回忆说：“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已经和王国维约好，要誓死守在工作岗位上。罗振玉想给人的印象是，对于清室始终誓死效忠。罗振玉曾在文章中表示，随着局势变化，从辛亥革命、清室倾覆到溥仪被驱逐出宫，在这段期间内有好几次都想殉清殉主，不过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就是。
稍早前，他的好友汪康年（穰卿）先逃到天津，“招乡人（罗振玉）往，言留屋三间相待。乡人以行资无措，谢之”（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天津离北京这么近，说“行资无措”似乎不太合理，这大概是婉拒的一种藉词吧。也幸好没去，因为才不过几天，汪康年就在天津去世了。
据说罗振玉这个“保皇派”本来就得罪了革命党，并且和袁世凯不对头（他的亲家刘鹗就是被袁世凯罗织罪名，流放新疆而死），将来不论是得胜的革命党或复起的袁世凯掌控北京，他都难逃清算一劫，待在天津与待在北京都一样糟。等到确定袁世凯即将再起复出政坛，他知道情势越来越危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日本和尚找上门来。这和尚乃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其大本山即今之京都西本愿寺）驻在北京的特派员，转达他的教主大谷光瑞的心意，想劝请罗振玉东渡日本避难，甚至愿意将大谷位于住吉驿、今之神户六甲山上的别墅“二乐庄”借给罗氏家眷栖住。
这位大谷光瑞（1876-1948）来头非常大，他不但是一方宗教领袖（西本院寺第22代法主，法号“镜如”上人），他的夫人九条筹子和大正天皇的贞明皇后是同胞姊妹，具有伯爵爵位，1913年见过孙文并受聘担任中华民国的最高顾问，巅峰时期他的本愿寺预算与京都市预算相当，宗教、政治、经济实力都雄厚。他还是文史学者、考古学家、探险家，留学欧洲，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曾经三次组队前往中亚及中国进行探险与考古发掘，挖掘出大量古代佛教遗迹、文物、文书及经卷，成绩颇丰。与罗振玉算是考古学界的同行吧？因此向罗伸出援手（也有人猜测其实大谷是看上罗收藏的珍贵文物），但是罗振玉与他素不相识，虽感其厚意，但心存犹豫不敢答应。或许他对大谷也起了戒心？
这时，罗振玉好友，几位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人写信来劝说前往京都，承诺可以协调让罗大量藏书暂存京都大学图书馆，还可以预先安排住处。罗就近请教好友藤田丰八（字剑峰，1869-1929），藤田说就应诸位教授邀请吧，可以请大谷的本愿寺担保运送书籍、文物，到达京都后再还运费。藤田甚至愿意先回日本帮罗筹备一切事宜。有这么多朋友相助，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早在1901年底，罗振玉即奉两江、湖广两督（刘坤一、张之洞）之命，率团前往日本考察教育、财政等制度，走访东京、箱根、横滨、京都、奈良、大阪、长崎等地，历时两个月零八天，事后将考察过程写成一文《扶桑两月记》。1909年阴历5月，又以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身分赴日本考察农学，走访京都、北海道、东京等地，历时约1个半月。两次考察让他开了眼界，日本当时的文明与强盛都看在眼里，对于下定决心举家搬迁日本这件事，想必有很大的推力。
大约11月初，凑巧赶在袁世凯复起组阁（11月16日）之前，罗振玉招集女婿刘大绅（刘鹗之子）与一路提携、当时任职学部图书局编纂及名词馆协修的王国维，共三个家庭大大小小约20人来到天津。搭乘小商船温州丸，渡过险恶风浪，抵达日本神户。藤田丰八等几位友人在当地守候，随即送到京都田中村住处。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救堂）远来相助，狩野直喜的夫人亲自烧饭煮菜款待。
王国维为何愿意跟着罗振玉一起到日本？他倚靠的清政府倒了，工作及收入当然也没了，能够在生活上、经济上支持他及一家妻小的，眼前只有罗振玉一人。且罗振玉会遇到的危险，对他说不定也构成危险，走为上策。当然，罗振玉应该也有相当程度地主动邀请或要求，让他很难拒绝。他在1912年11月15日写给铃木虎雄的信中自称“亡国之民”，可见当时的他视民国为敌国，既然是政治难民，逃到他国寻求庇护，做个“海外夷齐”亦得其所哉。况且王国维对日本这国家也不陌生。
10年前，王国维就来日本留学过。早年读书生涯里，对他学问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中，就有两位日本人。他懂日文、会说日语。京都大学几位汉学、东洋学教授是他的好朋友。他和日本国、日本人渊源很深。这就是王国维愿意举家迁住日本的远因。而这一切还是要从罗振玉说起。
东文学社
19世纪末，吸收西学（包含西洋及东洋）以经世致用是当时中国最热门的显学。甲午战争之后，30岁的青年罗振玉想多知道有关外国的事，向朋友借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书来读，发现“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据《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国以农立国，首先要让国人吃得饱吃得好，让国家富强，振兴农业为当务之急。他也体认到若要运用外国技术、学术，则国民教育现代化很重要，从此他的志业走向农业技术引进与教育革新推广。
1896年春天，罗振玉与徐树兰等友人在上海组织“学农社”、开设“农报馆”、发行《农学报》（1897年5月起），聘专人翻译欧美日本的农书及杂志，希望用现代的、科学的农业专业知识来增产救国。识见超凡，非常独到！东西洋信息的来源还不算太难，难的是急需大批能解读东西洋文字并译成中文的人才。有鉴于此，罗振玉与几位友人（据说是《时务报》同人汪康年、蒋黻、狄葆贤等人）合资开设“东文学社”，设址上海市新马路的梅福里（农报馆对面的萃报馆内），希望教育翻译日文的人才，将来为“学农社”、《农学报》所用。
该社聘请原本就为农学社翻译农书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为教授，等学生增多后，又增聘几位日人老师，例如上海日本副领事诸井六郎及书记船津辰一郎来担任义务教员（据《永丰乡人行年录》）。学社以日文教授各种学科，学生不但可以学习日文日语，还可以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甚至英文！据说它就是中国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
1898年，王国维才22岁，放弃科举考试，来到上海谋发展。因在《时务报》当书记的同学许家惺[号默斋，名作家许啸天（许家恩）的亲兄弟]有事回乡，遂请国维代替他。《时务报》系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于1896年8月创办，梁启超曾担任主笔（当时不过才23岁），文采激扬，鼓吹维新最力，是当时中国最好最畅销的报纸之一。王国维在家乡时就常阅读《时务报》，可惜当他进报馆时，梁启超早已离开。
王国维于2月份进报馆工作，才到下旬就想跳槽去专门翻译西文的报馆工作，因为他很急着想吸收新学。父亲劝国维考虑人情世故，不要才刚上工没几天，连薪水都没领到就走人，让保人很难堪，也会给亲朋好友笑话。他听话留下。很快地，老天爷就给他开了另一扇门。
3月22日，培养翻译人才的东文学社开学（据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王国维取得《时务报》馆长汪康年同意，每天利用下午3小时时间去学社上课。入学之后，无意中以题在同学扇子上的一首咏史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句（一般作“西头”，误）受到罗振玉叹异赏识（但是王国维自己却没有提过这段往事），进而从学问上、经济上大力栽培，不遗余力。这两人从此成为生命共同体，是师生同学，也是朋友伙伴，先是儿女亲家，后又反脸失和，一生牵缠纠葛。
东文学社使用教材是日本小学读本，共7册。把大人当成小学生，一切从基本教起，即使如此，一开始王国维还是读得很痛苦。
3月24日给许家惺的信中说：“读东文后颇觉不易，苦无记性，不能从事他学，又不能半途而废，殊闷。”
4月13日信中说：“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
5月上旬信：“弟学东文苦不能读熟，恐致半途而废。”
6月18日信：“东文较西文诚易，但苦无暇读，因出馆后仍须温习，即有暇亦不肯读，是以不能精进。”（以上均据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
刚开始学习另一种陌生外国语文，难免不习惯，困难重重，况且当时中国的日语文教学与学习都在草创时期，不像现代有这么多辞典、学习书、MP3、CD、影片、计算机等教具教材可辅助，教与学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当然难受，连王国维这读书天才都要叫苦喊闷。尤其他学习同时也要顾到本业工作，蜡烛两头烧，两边都作不好。看到“即有暇亦不肯读”句不禁会心一笑，当过学生的人都有这种偷懒心态，想不到大师也是如此。
在学习上，老师藤田丰八很照顾他，帮他想出一兼二顾的办法。6月30日王国维给许家惺的信中说：“弟学东文，因事冗所进甚浅，蒙教习藤田君垂爱，屡向穰先生（汪康年）说弟事多，于学问非所宜，嘱以旬报或日报译东报事畀弟，庶得一意学习。”汪康年同意让王国维担任为日报馆翻译日本报纸文章的工作。寓学习于工作之中，并且免去其它烦心杂务，从此王国维的负担减轻很多，学习上也能精进。
王国维刚入学时成绩不理想，学社考试不及格，差点被退学。但坚持下去就能进步。到8月份，学习已颇有心得，8月5日给许家惺信：“东文较西文难易迥别，但须取中东虚字列成一表（须东人优于中文者为之），则读其书甚易。弟于此事甚浅（同社六人惟弟最劣），果能专精事此，一年当能通之。”自信都出来了！已经知道学习关键何在。成绩虽敬陪末座，但只要专心用功一年可以读通。天才就是天才！
1899年秋天，罗振玉聘请日人田冈佐代治为助教。王国维向田冈先生学习英文，至1900年七八月学社解散为止，已学到第三读本，之后又买读本自修。他从田冈先生的文集中看到引用哲学家康德与叔本华的文字，很想深入研究，可惜还是有文字隔阂，尚无法读二氏之书。我猜，王国维除了英文功课之外，应该曾趁机向田冈先生请教过哲学问题。这是他对哲学产生兴趣的开端吧？
狩野直喜的回忆可为旁证，他说明治34年（1901）左右，他在上海留学，友人藤田丰八告诉他，在东文学社有一位学生“头脑清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狩野叹当时中国青年大都想学政治学经济学，却罕见想学西洋哲学的。后来才知这学生就是王国维。可见那时候王国维的学业已经进入佳境，获得日本老师们称许。狩野则要到10年后（1910）去北京调查敦煌写本时才与王国维本人相识。
除了日、英文外，东文学社充分运用人才，数学课竟然由史学家暨文学博士藤田丰八任教。大概是日本高级知识分子都修过通识教育？或者他们在中学、高校时代也学习过数理？虽然文、理殊途，藤田先生教起来却不含糊，使用当时日本数学大师藤泽利喜太郎（1861-1933）的算术、代数两种课本[可能就是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的《算术教科书》（明治29年）、《算术小教科书》（全二册，明治31年、32年）及《初等代数学教科书》（全二册，明治31年）等书，因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在上海设有特约贩卖所，故很容易取得这些课本]，习题大约上万题，三、四个同学把每题都解，老师也每题校阅批改。所以王国维不只是钻研古典、文物的国学大师，他还具备基础的数学程度，故日后去日本留学主修的竟然是数学，自日本回国后还翻译了藤泽利喜太郎的日本数学教育经典之作《算术条目及教授法》（二卷）。
留学日本
1901年岁次庚子，王国维25岁，得罗振玉资助，经藤田丰八老师建议与介绍，2月9日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进东京物理学校就读。（此处年月与诸家传记及年谱均不同，系依据陈鸿祥先生考证，他以王国维父亲王乃誉先生的日记为依据。详见《王国维传》第三章P56-61）
东京物理学校创立于1881年6月13日，位于当时的麴町区饭田町四丁目1番地（今日之千代田区内），由21位自东京大学毕业取得理学士学位的青年寺尾寿、中村精男等人共同创办，原校名为“东京物理学讲习所”，传授物理学、数学两科。1883年9月改称“东京物理学校”，1949年4月改制为“东京理科大学”。东京物理学校名为物理，其实“物理”是统称，所授学科不止物理学，还旁及数学、化学等现代理学科目。首任校长寺尾寿还是一位天文学家，同时担任东京大学附属天文台初代台长。
当时日本私立学校设立算学科者，最著名的就是东京物理学校，“算学一科，机关最备”，学校自行出版学术月刊杂志，刊登高深之译文或自撰论文（据李迪著《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周达》）。
若能在这个学校里深造个三五年，继续攻读数学及物理学，王国维有可能成为第一位近现代中国数、理学大师！做个年份比较：他到日本留学那年（1901），数学大师华罗庚（1910-1985）、陈省身（1911-2004）还没出生。北京大学要到1912年才有数学系、1913年才有物理系。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胡明复，1917年才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1907年才取得德国波恩大学博士学位。
可惜学业之路有意外发展。他在《三十自序》中提到，到日本以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得的是脚气病，是一种由于缺乏维生素B1而导致心血管系统和周围神经损害的疾病，症状是心律失常、心功能衰竭、四肢麻木、疼痛、无力、肌肉萎缩、腱反射减弱或消失。王国维的身体一直不健朗，早在1989年就因得了俗称“鹤膝风”的病，一种退化性关节炎，几乎不能站立，只好回乡疗病。这次病痛也颇类似，身心折磨，只好辍学回国，于1901年6月26日返抵上海。
眼尖的读者或许会纳闷，既然主修数学不是应该白天上数学课，而利用夜间研读英文吗？为何反过来，物理学校变成夜间部？各家传记都没有提到这点。这是因为物理学校前身东京物理学讲习所创立时就是一所夜间学校，此后一直以夜间部为主体。自1886年起，东京物理学校与东京仏文会（“仏文”即法兰西文）设立的东京仏语学校共享校舍。这间校舍原本系东京法律学校所有，借给东京仏文会，教室于白天由东京仏语学校使用，夜间由东京物理学校使用。1889年11月，物理学校把仏文会校舍购入，直到1923年4月才实施日夜间部之二部制。要到1938年，日间部才成为物理学校主体（依据东京理科大学年表）。至于“昼习英文”是自修或是在哪上课，仍有待考证。我推测应是自修。
脚气病是辍学最大因素，其实就课业来说，王国维学几何也学得很痛苦，大概是短短研修两年的初等数学和日本大专程度相比毕竟有差距吧。查不出东京物理学校数学系当时教什么，但是当时日本公立大学数学系（算学科）“三年毕业，开设微积分、平面及立体解析几何、初等算学杂论、星学和最小二乘法、理论物理学初步、理论物理学演习、算学演习、函数论、代数曲线论、高等微分方程式论、整数论、代数学、力学、物理实验、高等几何学、椭圆函数论、变分法、高等解析杂论等”（李迪著《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周达》）。推测王国维要上的课程大概也是这些。
或许，他内心深处更想研究文史哲相关的学问。但是，我觉得学习代数、几何，是一种数理逻辑的训练，讲究数字与图像的推理，解数学题的过程就是分析、演绎、比较与归纳的过程，这对于日后作学问尤其是考证、考古等文史学术工作绝对有帮助，而传统中国文人几乎没有这种现代数理训练的经验。他日后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多多少少亦得益于当年的数学课吧？
身体病弱影响到心理健康，王国维自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从事于哲学的研究。”回国后，在罗振玉主持的学校及杂志社工作，正式研读西洋哲学著作，而指导老师正是藤田丰八，并旁及欧文、西洋文学、美术（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洋哲学颇有心得，以之为工具，于1904年7月发表经典之作《红楼梦评论》，是他对于西洋哲学研究的总结成绩。
依据陈鸿祥先生考证，1902年5月3日王国维又从上海启程往日本，5月5日抵长崎，5月7日抵神户，6月12日回国，期间仅1个多月。此行系罗振玉委派他以南洋公学日文科执事身分，赴日聘请“译手”以编译开办新式学堂所需的教科书（《王国维传》P61）。看行程，此行去了关西，而且既然到了神户港，可能目的地就是大阪、京都等地。但是王国维留学东京，从未去过关西，并且当时京都大学的文科大学尚未成立，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汉学家教授还没上任，不知道他要透过什么关系人脉去找译手？或许还是要靠罗振玉给他任务指示及名单吧？
而王国维病体尚未痊愈就再度出国，也未免太拼命。王乃誉1902年10月15日（阴历九月十四日）日记：“接静初八禀，言近身体瘦弱，为系漫病，已医治非能骤愈，颇为悬念。”可见这病拖了将近一年半，仍让父亲很担心，显示复原程度还不是很理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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