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科学家对转基因问题没有发言权吗
近些年来，关于转基因问题，越来越变得有些敏感，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当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之后，转基因作物之争再度成为焦点。
2010年3月，一些研究科学文化的学者（包括笔者在内）以及少数科学家，联合起草了一封“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中，我们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对于新批准的转基因主粮，中国并不拥有核心技术专利。一旦商业化，根据他国的教训，很可能被索要高昂的专利费，导致我国农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这相当于为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
第二，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就能增加产量。粮食产量的构成因素很复杂，在影响农业生产的系统条件中，有气候、土壤、肥料、灌溉、种子等诸多因素，种子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因素主要是人为的和生态的，不仅仅是种子，转基因水稻所要解决的虫害问题用常规植物保护方法也可以解决。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耕地比中国多，但美国粮食总产量远低于中国。中国粮食单产也比美国高。推广转基因主粮，未必能保证中国粮食增产。
第三，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对生态环境存在潜在的风险。关于动物及人类食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科学家有不同的实验结果，尚无定论，现在就认定没有风险，为时过早。袁隆平院士也认为，转基因抗虫大米必须经过试吃后才可放心食用。转基因不是杂交，自然界里从来不存在转基因生物，它是按照某些人的意志合成的人工生物。转移的基因是否会在自然界中扩散并繁衍复制，从而造成无法逆转的生态后果，目前看来是难以预料的。
第四，主粮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子孙后代，公众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目前不正常的是，某些鼓吹转基因水稻的专家和部门选择性地利用各种数据向公众保证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并断言转基因的反对者对生物技术无知，对转基因产品有“恐惧症”。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围绕转基因作物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其中既包括某些跨国公司，也包括相当部分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因而，关于转基因问题，这些科学家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公众重大利益和生态风险的问题，当事者应该向公众澄清自己与该项目是否具有利益相关性。
当这封呼吁书在起草者的个人博客和一些网页上贴出后，引来了不少的反响，前后大约有30多位学者参加签名。对此呼吁书，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最常见的反驳理由是，签名者当中，绝大部分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言外之意，即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因不懂科学，因而对此没有发言权。
其实，这种反驳貌似有道理，实际上却并不成立。首先，所谓懂科学，与学习背景和专业工作当然有关系，但在真正的专业细节上，由于当下科学研究的极度细化，如果说有什么最能“懂”某一科学问题的人，恐怕只有做某一题目的专业研究者，而且其他即使是身在科学界的科学家，对于非自己研究的领域中的问题，也会有某种程度的不了解。而且，这些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签名者中，有科学教育背景的人亦不在少数。应该说，“懂”，是有程度划分的。如果以前面说的那种“最懂”为标准，那么，关于转基因研究的任何争论，恐怕就只能是转基因科学家圈内的事了。但这场争论不仅仅是转基因科学家们自己的事。其次，更重要的是，在科学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人会认为，与科学有关的事，就只需要科学上“正确”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先不说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科学家中也还有争议，重要的是，当一种科学研究的成果被应用于社会上，就不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诸多社会人文的因素自然而且必然地要牵涉进来。转基因食品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所有可能会吃这类食品的人的问题，也是涉及到社会发展、社会风险和社会公正的问题。在这方面，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印度学者的著作《失窃的收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有启发性的例证。
跨国公司：“养活全世界”还是“掠夺全世界”？
这里所说的《失窃的收成》一书，如果从篇幅上看，只是一本大约10来万字的小书；但如果从思想和内容上看，它却又是一本厚重和沉重的书。一本薄薄的小书能够给人厚重之感，肯定有其坚实的基础。对于《失窃的收成》这本书来说，其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背景。
此书的作者席瓦，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最有代表性的重量级学者。她的教育背景，也不是生命科学，她本是学物理学出身，先是从事核物理研究，曾是印度最出色的女性核物理学家，因认识到核系统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转而从事量子论研究，后又获得了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印度的高科技与贫困共存的现状使她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等于进步产生了质疑，并因此转而研究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环境问题，并成为获得国际公认的著名学者。她出版有多种著作，包括《继续生存：妇女、生态与发展》（1989）、《绿色革命的暴力：第三世界的农业、生态与政治》（1991），以及与德国学者米斯（M.Mies）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1993）等，都很有影响。以《生态女性主义》这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为例，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相当广泛，除去那些直接涉及性别的问题之外，还涉及到像宇宙观、科学观、自由、发展、社会体制、生态环境、核技术应用、生物技术等许多重要问题。
就内容来讲，《失窃的收成》这本书讲述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转基因技术，以“发展”的名义，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经济体系、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破坏，书中有理有据的分析，向人们揭示了我们常在正面意义上所谈论的全球化、发展、高新技术、现代化的另一面，极富警示意义。
在这本书中，她集中地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利用科学和技术，以“发展”的名义，给印度的农业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书中的诸多案例，足以发人深省。比如，像芥子油的例子。芥子在印度一般被当作农作物种植，芥子油除了食用，还有药用的功能甚至于文化的功能。用席瓦在书中的标题的说法，即“芥子油乃是我们的生命”。然而，这种低价的、生态的、由小型榨油坊生产的芥子油，却因有些掺假事件而被政府全面禁止，并开始大量进口国外的大豆，使食用油生产完全工业化。结果，导致本来穷人还可以吃得起本土食用油，现在却变得吃不起油，而跨国公司则成了芥子油悲剧中的受益者。对于像印度传统的“芥子油”被禁和全面进口国外大豆油这样的例子，我们难道不会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吗？
书中对于打着“养活全世界”的旗号，利用最新的科学进展，开发、推广和垄断转基因种子的孟山都公司的描述、分析和批判（它们占据了全书很大的篇幅），也都揭示了许多我们大多数人平常并不一定熟悉但却意义重大的问题。孟山都公司是一家“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是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从事转基因粮种的跨国公司，据说它占据了全球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市场份额，并且销售与之相关的化学药品。席瓦在其书中，以若干例子揭露了与孟山都公司相关的一些事实。例如，像其称转基因作物是可持续性的作物这种“绿色”形象，其实不过是其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象；它宣传说转基因作物需要的农药更少，其实转基因作物却导致有害化学药品使用量增加；它虚构了产量和回报增加的神话；它出售的转基因作物相对于传统作物来说更加昂贵，因为种子成本、技术费用以及药物的投入成本更高；由于在种植转基因作物时要应用除草剂，从而转基因作物抗除草剂的特性会转移到邻近的亲缘植物体内，形成基因污染；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结合，对购买其种子的农户限制，使农户之间的种子交易成为非法，使其只能购买该公司的种子，甚至于曾开发“终子种子”技术，使后代的“种子”无法再用，从而实现对种子的全面控制……如此等等。
作者讨论的是印度的例子，我们这里，当然与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在转基因研究方面，我们也有部分自主的研究，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与印度面临的情况的相似之处也并不少。据报道，像孟山都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也在觊觎中国的市场。而从媒体披露的消息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些国内科学家开发研究的转基因粮食种子，背后也有着多重复杂的利益关系。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姑且不谈像安全性这样的问题，仅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否真正能给广大民众带来实际的利益，是否真正能够带来和谐的社会发展，也仍然是一个非科学的但却实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回顾相关的历史，就会发现，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
对流行的发展观的反思
因为转基因主粮涉及到一个国家几乎全体人民的食品，自然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因而与其他高科技开发应用和商业化相比，又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与整个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和社会发展极度相关的紧迫的问题。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在科学的某种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在此背后，实际上，结合着对《失窃的收成》一书的阅读，我们会想到，还有着更加深层的冲突和矛盾，即现代化、高科技的应用、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批判之余，她也阐明了自己对于一种理想的前景的设想。她认为，对于目前世界范围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来自南方或北方的统治精英们，而只能依靠为生存而斗争的基层运动。而且要求建立一种非掠夺性的、非殖民的、尊重自然而不是摧毁自然的社会。对于所有的人，包括最贫困的人，都不必然需要向工业增长体制的归并。而作者本身，也是长年致力于身体力行地在印度推进这样的民众运动。
在席瓦的著作中，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所谓“发展”观，是被深刻反思的一个概念。对于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发展问题，席瓦的观点是，在不发达国家中盛行的“赶超”的发展策略（我们在面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时也部分地有这种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因为这种发展策略是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而要追上这种标准，就不得不走与那些发达国家同样的工业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道路。但以往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标准是建立在一种南－北殖民关系的基础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以这种策略来发展，是不现实的：首先，追赶永远没有完结，你追一步，人家已经又向前发展了；其次，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过上比如说美国人那种耗费资源的生活，依靠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是不可能的；再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席瓦这种对于“赶超”式发展模式的反思，确实很值得我们重视。
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谈的转基因主粮的问题上来。对于转基因主粮潜在的风险，人们曾从许多方面有过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特别是无法一一讨论更为细节化的科学方面的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或者，就像我的朋友，同是科学文化研究者也是呼吁书重要的起草者和签名者之一的田松博士近来在《读书》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所说的，“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当确立了这种立场之后，更有反思性地思考那些因利益驱动而鼓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大公司代表者的观点，从科学之外更广阔的视角，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其风险和问题，这才是对人类的未来更加负责任的做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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