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油菜花黄时

    中国的爱情诗，如从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说起，已两千多年。进入现代，“五四”以后的诗人中，知名的爱情诗人不得不提鲁迅与周作人都认可的汪静之。

    提到汪静之，不能不提湖畔诗社。它既是由几位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团体，也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白话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因此，中国诗坛上有“湖畔派”之称。湖畔诗社第一个诗集《湖畔》，由在上海银行任事的应修人筹钱，自费印刷出版，印数1000册。这本小又巧的诗集，在沪杭等地一上市，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我有幸藏有这一册诗集。此书开本极精致，朴素而淡雅，封面的上半部是春意盎然的湖畔，在极为简洁的画面右下角，印有黑体“湖畔”两字；而在左下角标出“1922年油菜花黄时”，7号楷体。

    瞧着这诗集封面上的远山近湖，读着“油菜花黄”四个绿色的字，我不由得在脑中泛起几个历史镜头：1920年，初夏的西子湖畔，浓荫低垂，小荷才露尖尖角。18岁从安徽绩溪走出的汪静之，正漫步在苏堤上。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人间天堂的杭州。湖光山色，绿柳红舫的迷人风景，让他陶醉不已。这个身材瘦削、斯文白净的年轻人，刚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带着无限的憧憬，来到这朝思暮想之地。晚年的汪静之，历经“文革”后，几乎像“梅妻鹤子”的林逋一般，隐逸在杭州。当时我有机会问他第一次到杭州的观感，他兴奋激动地说：“那时到杭州，只是想能考一所学校读书求学，但未料到年青时内心洋溢的诗情，不期然正遇上了中国新诗的黄金时期，尔后，却成就了我一片繁花硕果的人生风景，这是当时想不到的事！”

    当年，湖畔诗社的主要成员绝大多数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些年轻的学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敢于冲破僵化的思想道德束缚，借助新诗礼赞美好的青春，歌颂人类纯真自然的感情，也表达了自身对人生的种种期许，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湖畔派”的诗风，清新、淳朴、真实、单纯，在当时的诗坛独树一帜，引起了不少名家前辈的关注。朱自清十分赞赏湖畔诗社，曾说：“中国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鲁迅、胡适、周作人曾为湖畔诗社担任导师；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也曾担任顾问。鉴此，可一窥当年湖畔诗社于文坛的重要地位。

    汪静之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不久，便有诗作发表在《新潮》杂志上。他许多科目都挂“红灯”，唯独国文成绩出类拔萃，在学校里成了名人，同学们纷纷以“诗人”相称。1920年，汪静之写出第一本处女作《蕙的风》。有人评说：“《蕙的风》便是其中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杭女师三号美女）已经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尔后，汪静之结识了同在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潘漠华和冯雪峰。潘与汪同岁，冯小他一岁；之后，又认识了在上海的年长一岁的应修人。就这样，四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满怀着对生活、对诗歌的无限热忱，走到了一起。

    1922年3月底，应修人特地从上海来杭，与冯雪峰、潘漠华和汪静之相聚于西子湖畔。他们谈新诗，说人间之爱，带着激情与诗兴，游玩了一星期；这期间，应修人发起，从四人的诗作中，遴选若干，结集出版。汪的诗，是从他已付印的《蕙的风》里取出的。四个年轻人在诗集的扉页上题词：“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这样发自诗人内心的话，真有点如钱钟书所说，“诗人们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在歌唱他们的感想。”（见《宋诗选注》序）他们“不仅敢爱而且敢写，不仅敢写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敢于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唯恐别人不知”。（见裴毅然《汪静之五四情诗》） 

    那时的汪静之，就像在湖畔放飞爱的小鸟。我们不妨来听听他当年放飞之歌：“风吹皱的水/没来由地波呀，波呀”，“花呀，花呀，别怕罢/‘我慰着暴风猛雨里哭了的花’/花呀，花呀，别怕罢！”，“你该觉得罢/仅仅是我自由的梦魂儿/夜夜萦绕着你么？”这些诗句，犹如古代的小令，充溢着芳香、清纯！而前一年创作的《蕙的风》，是一个少年诗人饱含深情，为爱情所歌：“是哪里吹来/这蕙花的风……/温馨的蕙花的风？/蕙花深锁在园里/伊满怀着幽怨/伊的幽香潜出园外/去招伊所爱的蝶儿……”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诗中含蕴的爱，似没什么刺激；可在当时，影响甚广，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声中，鲁迅站出来说话：“静之的情诗……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朱自清也评说：“这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

    我们再读另一首诗：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伊的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伊的眼是快乐的钥匙，/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伊的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见《伊的眼》）这是抒写爱情之力。当然，爱情之眼，是解结的剪刀、快乐的钥匙，但也是忧愁的引火线。

    《湖畔》诗集出版后，周作人1922年5月8日就有短文评道：“《湖畔》是汪静之君等四人自费出版的诗集。这四个人的诗在本附刊上，也曾经发表过好些，看过的人大约自然知道，不用我来批评好歹，我在这里只说一句话，他们的诗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鲁迅也即评说，这些情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作为“湖畔诗社”的四位诗人的诗，有其共性，又各有各的特色。应修人在编讫《湖畔》诗集后，于1922年4月1日以《心爱的》为题写道：“柳丝娇舞时我想读静之的诗了；晴风乱飐时我想读雪峰的诗了；花片纷飞时我想读漠华的诗了。漠华的使我苦笑；雪峰的使我心笑；静之的使我微笑。我不忍不读静之底诗；我不能不读雪峰底诗；我不敢不读漠华底诗。”他还在诗的首尾说：“逛心爱的湖山，定要带着心爱的诗集的。”“有心爱的诗集，终要读在心爱的湖山的。”如今的读者，也许很难想象，这位诗人是上海一家小银行的职员，后来从多情善感的诗人而投身于革命，尔后，为了保护革命者，从楼上跳下，壮烈牺牲。另一位诗人冯雪峰，是鲁迅的朋友，反右、“文革”中，多受冲击，后写出不少杂文。而潘漠华于1933年12月在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任上，领导北方左联工作，不幸被潜入内部的特务逮捕，关押在国民党市党部特务队。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却一无所得，就把他押送到天津法院看守所，随后转押河北省第一监狱。1934年底，他被折磨致死于狱中。今天，很难想象当年那些为诗而歌、为诗而哭的人的心灵世界究是什么？也许在今日，重读他们的诗，了解他们的经历，定会有年轻人说：“真有这样的人吗？”

    朱自清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重申了他的评论。他说：潘漠华的诗“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的诗“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的诗“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的诗“却嫌味儿淡些”。在为《蕙的风》所写的序言中，朱自清从一个天真烂漫的20岁的少年“少经人间底波折”为出发点，认为汪静之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认为其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认为“这才是孩子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可谓一语中的。如从四个诗人之后的人生命运来看，朱自清的话几乎成了谶语。除汪静之为爱情吟唱一生外，潘漠华一生最为凄苦；冯雪峰后来的命运确是“笑中有泪”；应修人一瞬间的壮烈之死，如从人生旅途视之，却嫌“味儿淡些”。

    作为终身诗人的汪静之，1926年出版了他的第二个诗集《寂寞的国》，同时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翠英及其夫的故事》、一部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以及一个短篇小说集《父与女》。四诗人中，汪静之是湖畔时期唯一独立出了诗集的，《湖畔》只是象征性地收入了他的6首小诗，后出版的《春的歌集》中，完全没有他的作品。汪静之的作品都收在他的个人诗集《蕙的风》里。《蕙的风》是一部纯粹的自由、大胆、浪漫的爱情诗集。

    抗战期间，汪静之先赴粤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随校迁往广西宜山，再迁贵州独山。1942年，因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经济困难，他做酿酒生意。1945年，与人合伙开小饭馆，亲自跑堂。抗战胜利后，他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解放后，应冯雪峰之邀，由复旦大学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6年转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文革”前夕，他敏锐地感觉到时局不太好，便悄悄地回到了西子湖畔。从此，一个市民杂居的居民区里，隐居了个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没人认得他是谁，也没人想追究他是谁，汪静之奇迹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晚年的汪静之这样回首。1982年4月4日，湖畔诗社建社60周年，新的湖畔诗社在杭州成立，汪静之任社长。在成立大会上，汪静之宣告：“我们从此要歌笑在湖畔。”于此，这位古稀诗人重又弹起竖琴，弦歌了14个年头。 

    1996年10月10日，95岁高龄的汪静之停止了步履，放下琴弦，轻轻地躺下，再也不能歌吟于湖畔了，宛如一泓宁静的西湖之水。在汪老遗体告别的那天，我随一位诗人奔向杭州，谁知堵车晚了半个小时，未能送汪老一程。我只能呆呆地凝视他的儿子、著名翻译家飞白，捧着诗人的遗像，在那里徘徊。

    中国失去了一位终身诗人，也许，我们如今只听到“终身教授”、“终身院士”，从不会想到一位诗人在人世间的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应想想孔子、亚里士多德，他们对诗是多么看重）。从杭州回来的那晚，我彻夜未眠，总想起汪静之晚年对我说的：“真诚是诗人的高贵气质！”这句话成了我心中的“不灭之物”！尽管诗人离开了这喧嚣的世界，尽管我们面临的是浮躁与物化的时代；但是，我相信诗人的语言，现在还活着，并将一直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