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赋学工程

    自南朝时萧统《文选》开选“赋”（或称“选赋”）之风，历代赋选继出不穷，至明清两代尤盛，然皆属古典选赋范畴；迨至上世纪瞿蜕园编《汉魏六朝赋选》，始以新批评观选赋，开启现代“赋选”之路径。数十年间，继起而编赋选者不下数十种，其中篇幅最为宏大的是毕万忱等先生历时8年（1990-1998）编纂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历代赋选》，书中选古代赋家126人，赋作197篇，计180万字。迈进21世纪，赋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选赋工作也未停止，在众多成果中，新近出版的赵逵夫先生主编的《历代赋评注》（巴蜀书社，以下简称“赵编”），以七卷本（分别为《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卷》、《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元金卷》、《明清卷》）之宏制，选历代赋家329（佚名者除外）人，赋作583篇，420万字，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赡的一部赋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自1992年开始编纂，至2010年出版，历时18年，跨越两个世纪，堪称令人瞩目的跨世纪的赋学工程。

    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宏大的赋选，赵逵夫在《后记》中所提出的三个针对与四点想法，有助于读者对其编选用心的理解。所谓三个针对，即针对目前研究重理论而轻文献、关注重点作家而忽略面的拓展、学术化明显而普及性不足诸问题。综此三端，其本质是针对20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反思。所谓四点想法，其一，通过广泛选录，显示历代赋家的创作成就，并提供赋学入门的基础；其二，通过注解使古本中的赋作成为文学爱好者的读物；其三，通过作品简析，以彰显赋作光华，推进辞赋思想与艺术的研讨；其四，通过对作者的介绍，使历史上的赋坛高手为人熟知，并阐发其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综此四点，其主旨在促进赋学研究的同时，更着意于对赋学经典的普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赋选在普及经典的同时，也在树立一种经典，因为“经典”的树立，实质是一种“纠正”，辞赋经典的树立，就是在不断地纠正与变迁中发展的，而选本则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赵编所说的三个针对就是一种纠正，其四点想法又是树立经典的构想。这部赋选虽由赵逵夫先生主编，而参与的主编尚有尹占华、霍旭东、龚喜平诸先生，还有韩高年、李占鹏等40多位教授学者，其学术价值已隐含于此艰辛而漫长的研究过程中。赵编全书有总前言，历述中国赋学的时代变迁与思想艺术，在每卷前又有“概述”探讨一代赋风及成就；每篇赋作前有介绍文字，赋中详注，赋后品评，或考证其真伪，或辨析其义理，或品鉴其词章，使之成为一部既具有广泛普及意义，又具有很高学术研究价值的赋学经典。当然，这并不仅限于赵编丰富的内涵和诸多具体而微的创见，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编者对赋学的深刻理解，其中包括赋学的主旨、体式与意义。

    首先，赵编体现了一种立足于创作本身的赋学历史观，从而使这部赋选成为主旨鲜明的形象化的“赋史”。这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赋的起源问题，赵编在《前言》中撇开争论不休的“诗源说”、“隐语说”等，从宏观的视野与本体的意义，探寻其内在的“语言”本质，阐发赋体产生与形成的“汉语特征”。缘于此，编者一改前贤重“汉赋”而轻先秦的思路，特辟《先秦卷》，以展现先秦赋滋生发展的整体风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把赋源依归于“屈宋”或“荀宋”的做法。赵编首选《师旷》篇中的《五指之隐》、《太子晋》、《天下有五墨墨》、《炳烛》，分别录自《说苑》、《逸周书》、《新序》等杂史著述中，展现其“赋”的讽谏内涵与铺陈特征。与其说赵编首选之作是反映其赞成“赋起于隐”的观念，毋宁说是站在新的高度即“语言”学原理的批评观使然。正因如此，赵编在《前言》中针对当代赋学批评，提出对“不能说用现代汉语写的赋就不是赋”的质疑，而他肯定的方面显然承续了郭绍虞先生早年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有关“当现在语体盛行的时期，不应再有语赋——白话赋——的产生吗”的期待。二是赋的发展与变迁，赵编最突出的思想表现于每卷的概述中。七卷本卷首的“概述”，前四篇由赵逵夫先生撰写，分别是《赋体溯源与先秦赋概述》、《汉赋概述》、《魏晋赋概述》、《南北朝赋概述》，特别是第一篇的论述尤见其治赋思想与功力；后三篇则分别是尹占华先生撰《唐五代赋概述》、霍旭东先生撰《宋金元赋概述》、龚喜平先生撰《明清赋概述》，因时论赋，各具特色。如果将此七篇文字抽绎出来，就是一本简明赋史，再配以大量辞赋作品与评论，谓之形象的赋史，似不为过。尽管赵编表现的赋源思想仍可以讨论，然其体现的“史观”，正是“赋选”的灵魂。

    其次，赵编以辨体的意识从事选赋实践，所以书中始终贯穿着编者对赋认知的“体式”观，而这种“体”的观念，既是其选赋的思想基础，也是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批评态度。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批评，始终处于尊体与破体之间，而辨体则是一种批评态度，由于赋体的包容性（体类众多）与依附性（介乎诗文之间），辨体显得尤其重要。古人选本，体类多异，例如清代一些赋选本有的将“骈体”列入“古体”，有的则列入“近体”，而骈文选本，或是“赋”皆入“骈”，或是“赋”皆非“骈”，大相径庭。赵编辨析赋之体式，虽多依从前贤之四分法，即骚体赋、诗体赋、骈体赋与文体赋，且以“文体”为主，但其更为关注两方面文章，也彰显为其特色。一是对问、设论之作，虽不标赋名，赵编多有收录，例如前引《师旷》诸文，另外还有如《晏子春秋》诸篇，《史记》中的淳于髡《讽齐威王》，佚名《宋元王梦神龟》，佚名《说弋》，《国策》中的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庄子》中的庄辛《说剑》等，尽归于赋。这一思路虽承续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国策》《史记》中三文（分别是《淳于髡讽齐威王》、《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入赋，但赵编更加突显其义，兼收更为广泛，究其根本，仍在赋体的铺陈特征。二是对俗赋的重视，赵编将此视为一大赋类，而区分于所谓雅致的文人创作。例如《汉代卷》收录无名氏的《神乌赋》和王褒的《责须髯奴辞》等，既突显出土文献的价值，也能以赋体“铺陈”的特征兼融雅俗，使赋选显得视域更广，体裁更加丰富多彩。出此赋学视域，编者对汉代以散体大赋为主的“一代文学”之说的偏颇提出商榷；也正因如此，编者对一些隐藏于其他文献的赋文多有发掘，例如《唐五代卷》收录李商隐的《三怪物赋》，在旧题苏轼撰《渔樵闲话录》中，经王应麟、陈心源的考证，始归李氏，编者从之，则改原名《赋三怪物》为《三怪物赋》，落点正在其文本的体式。当然，由于魏晋以后赋作众多，赵编采用非标明“赋”者不收的原则，与其广视域的赋体观产生龃龉，比如明人黄省曾《钱赋》远源于成公绥、鲁褒《钱神论》，鲁作素为选家视为赋，因其体例，赵编只能舍弃，得失之间，或可商榷。

    再者，赵编本着修辞的原则对赋所作解析，具有赋体“词章”学意义，这也是该书提供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万曼撰写《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而饶宗颐在《辞赋大辞典序》开篇即谓“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Hyperbole者也”，均已关注赋体由语言到文字，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修辞艺术。赵编讨论赋源，主张从语言学原理考量，且落实于文本，所以书中对赋的词章分析，可以说由零汇总，构成极为宏整的赋体词章学的审美体系。例如对《国策》中的《对楚威王》和《晏子春秋》中的《景公饮酒不恤天灾》等，编者不仅视之为赋作而选入，而且通过详细而深入地分析，从词章结构着眼，逐层解读，展示出赋之体式与美学价值。如此例证，在赵编中是举不胜举，而通观全书中对汉大赋的铺张，对骈体赋的对偶技巧，对科场律赋的艺术法则，对宋文赋中散体中的诗意，分析钩沉，从字句、段落、谋篇到体势，考述具体，体悟深切，是值得关注与肯定的。这其中既有赋学研究价值，也有赋学的鉴赏趣味。

    以上三点，从表面上看难以概述赵编的成就，甚至与其具体内容相去或远，但如果从赵编的宏大建构与具体分析中去体味其编选用心，此三点作为本人阅读该书的一点体会，或可为读者提供一些借鉴。

（本文编辑 陈娜）